博客网 >

谁能带小猪回家(续)
作者:分类:默认分类标签:
有些论者高度评价了北村这种充满宗教意味的写作。朱大可说:“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北村是一个十分罕见的作家,他的心灵史印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嬗变。从一个深陷迷津的聒噪者,经过基督福音的传道者,直到终关怀的内在隐秘的言说者,显示出戏剧性的编年史历程。……在‘身体大解放’和道德崩溃的时代,北村的个人信仰为世人探求精神出路提供了有力的样板。”谢有顺说:“先锋是指在精神上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洞见就是深刻的,且具有某种超前性。北村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虽然我并不能完全认同他们对北村小说如此高的评价,但我却是比较欣赏北村的,原因在于他的小说创作中表现出对当今许多中国人所遭受的意义隐遁后的精神痛苦的深切关注和悲悯。文革结束后,极左思潮强加在大众身上的精神桎梏被解除,中国人感受到思想解放的巨大兴奋;同时极左政治所建立的理想神话随之坍塌,中国人因此而备尝信仰崩溃的沉重惶惑。1980年春天,22 岁的女青年潘晓投书《中国青年月刊》并因此引发一场波及全国的人生与信仰大讨论,就是中国人迷失信仰精神空虚的一个表征。此后有识之士做出种种努力试图重设意义坐标重建信仰大厦,这种努力贯穿八九十年代并一直持续到今天,相信还会继续下去,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能够找到一个能重新让人们获得灵魂安宁的精神方案。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村的充满宗教意味的小说创作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北村是在以虚构的形式来进行精神思索与伦理探险。或许他的努力充满缺陷甚至收效甚微,但无法否认,北村是在做着一种可贵努力。
尽管我们可以找出北村小说存在的许多弊病,但却无法否认他的写作的精神意义。首先,北村依据自己受洗的宗教经验,在叙述中重建起神—人伦理关系,扩大了当代小说的伦理空间。尽管有人说中国缺少宗教气息,但先秦时期就有了儒教,东汉末自印度传入佛教,唐代又自罗马(时称大秦)传入基督教(时称景教),宗教自古流布于中国实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受惠于宗教,比如作为中国小说重要起源的变文和宝卷,其主要内容就是佛教故事,传达出人对终极意义的追寻和对神—人关系的伦理诉求。20世纪初尼采一声“上帝死了”,开启了西方现代史上渎神、弑神的风气。风气所及,中国自五四时期以来,也多以诋神为荣。比如郭沫若在小说《双簧》《一只手》中着力嘲讽基督教义的不适时宜,批判基督教的爱富嫌贫;老舍在《正红旗下》《二马》《老张的哲学》中竭力讥刺外国传教士的狡黠虚伪,抨击吃洋教者的仗势欺人;萧乾在《皈依》《昙》中全力揭露传教士的虚伪险毒,揭示他们对中国人灵魂的毒害。尤其到共和国建立后,“破四旧”大行其道,一些封建迷信陋习被革除的同时,宗教文化也陷厄运于一旦。受其影响,神—人伦理关系完全退出小说叙述,小说的伦理空间无形中大大缩减。进入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宗教文化的价值渐渐为人们重新认识,不少人开始阅读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典籍,体会宗教精神,其中有些人还皈依了宗教。北村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接近基督教并于1992年接受教洗而皈依上帝的。他十分虔诚地说: “人必须像神,有圣光义爱住在他里面。如果人要自动下降到动物的水平,他的良心就会因受责备而黑暗。所以只要是人,他就需要信仰,人无法没有信仰而活下去。” (北村《信仰问答》,《天涯》1996年第3期)随着宗教影响的不断扩大,有人提出文学应该对这种现象给予热情关注。朱维之就呼吁作家应该重视基督教精神的传播,他说:“现在我们成了新世界的一环,极需新的精神、新的品格、新的作风,来做新的文学贡献。新文学中单有基督教的现实是不够的,我们更需要基督教的精神原素。”(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导言》,上海书店1992年6月出版) 北村可以说是朱维之的积极响应者,他1992年后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围绕着对神—人伦理关系这个轴心展开的,表现出北村鲜明的宗教情怀。他的这种努力,结束了中国当代小说史上拘囿于人—人伦理关系的逼仄局面,扩大了小说的伦理空间。
其次,他的小说以神—人伦理关系为叙述视角,凸显出当今人们精神无着的苦闷与绝望。北村小说中的人物,不管是活得体面一些,还是活得拮据一些,他们无一例外都存在着精神的危机。小说《玛卓的爱情》的玛卓大概是北村塑造的生活最拮据的人物,她内裤上的破洞清楚地表明了她生活困窘的程度。丈夫刘仁甚至以为玛卓整天郁郁不乐的原因就出在他们物质生活的匮乏上,但玛卓很清楚地知道让她“没法活的不是钱”,而是缺乏信任感和安全感。她无法相信丈夫刘仁对自己的忠诚而总疑心他要背叛自己,这导致她时时都处于失去爱情的恐慌之中。玛卓这种信任感、安全感的丧失,并不是由于她发现了刘仁品性上明显的污朽,而是由于信任感、安全感意义的确定者的隐遁导致她失去判断的依准。这使玛卓的信任、安全危机感失去得到克服的可能,因此她陷于绝望而无力超拔。小说《最后的艺术家》中的王明则可以说是腰缠万贯的体面人,但他也陷于绝望而无力超拔,原因却同样与物质无关。王明对紧张的意识开始于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后。本来活着是他唯一的目标,当死亡逼近时目标消失,他突然被绝望锁住咽喉,“你知道死有多可怕吗?啊!有多黑你知道吗?……他绝望的眼神让杜林魂飞魄散:救救我!快,谁能救我”。(北村《最后的艺术家》,《周渔的火车》99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玛卓与王明的绝望表面上迥然不同,本质上却如出一辙,他们都是因为遭受生活无意义感的折磨而苦闷、绝望。通过再现玛卓、王明等人的意义缺失而深度恐慌的精神现实,北村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当今物质资料较快发展的同时精神生活的相对滞塞,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寻找意义、重建意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小说中,北村还揭示出当今的人类虽然非常堕落,但并没有完全丧失走出绝望,获得救赎的精神基础,因为人类还会哭泣。在《最后的艺术家》中,画家柴进与大猪如影随形,他对杜林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人跟猪差不了多少,否则我们的音乐家怎么会见了女人就上呢?”冬梅是杜林走向堕落的信媒,她对杜林说:“人跟动物差不多”。(北村《最后的艺术家》,《周渔的火车》83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柴进的话里似乎还有些反讽在里面,而冬梅则明白地是把人等同于猪了。“人就是猪”,这是堕落的人对自己堕落行为的一种宽慰。客观地说,人和猪有着相同的肉身,这是人与猪无法否认的共同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是猪,也没什么不对。也正因为如此,人难免会有自甘为猪堕落沉沦的时候。在北村的小说中,刘敦煌一次又一次爬上其他女人的床第,杜林一个又一个地引诱单纯的女孩。在那过程中他们都把自己等同于猪了,当时他们也一定是自感欢乐的,但那是一种猪的欢乐。然而人毕竟有不同于猪的一面,这就是人需要追寻猪所无法理解的肉身之外的意义。与猪同具的肉身只能让人获得暂时的欢乐,沉湎其中的人终有一天会清醒过来,发现肉身的残缺。这时他如果找不到形上的归宿便会陷入大恐惧之中。杜林有一天再也无法获得性爱的幸福了,“汗如雨下的杜林的面目立即变得丑陋,他沉重地喘着气,仍然说,我只能从后面来,要不我不行了,真的”;(北村《最后的艺术家》,《周渔的火车》105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刘敦煌嫖妓却嫖到了自己的妻子,“灯亮了,两个人就僵硬在那里,女人是美娴。刘敦煌连酒都醒了,美娴一丝不挂地缩在床角,一切都跟电影上发生的一模一样。” (北村《强暴》,《周渔的火车》261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堕落行为走到尽头,堕落的人便会陷入迷沼而无力自拔,四周漆黑一片,等待他们的只有痛苦与绝望:“风把幸福吹散了/将来就像过去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样的处境更可怕呢?它像一个无底的黑洞让人毛骨悚然。一个人身陷绝境如果不知,或者自甘沉沦的话,他就没有获救的可能。但北村在小说中告诉我们,当今的人类大多数并非这样。在绝望的围困中他们一般都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并开始哭泣,“刘敦煌的哭声突然大起来,他好像被一只叫做哭泣的鬼抓住,伤心的眼泪滂沱而来。事情怎么会弄成这样……他哽咽道。美娴也泪流满面了:是你抛弃了我,还是我抛弃了你?还是我们一起被抛弃了?” (北村《强暴》,《周渔的火车》262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杜林的哀鸣在屋里回荡,在张丽听来却像雷霆:‘……饶了我吧,天哪”。(北村《最后的艺术家》,《周渔的火车》106页,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通过对堕落者哭泣行为的描述,北村在小说揭示了当今堕落者灵魂深处向善之心并没有完全泯灭,这是他们摆脱沉沦境况的精神基础。以此为前提,他们就有可能通过忏悔洗净灵魂中的污垢,重新获得神的眷顾,重新获得灵魂的安宁。我们或者难以苟同于他的有神论,但却无法不赞佩他关注人的精神完善的人文情怀。
当然在肯定北村宗教意味小说创作的价值同时,也应该看到他的小说创作的明显不足。首先,北村的小说表现出明显的理念化倾向。一个尽人皆知的道理是,小说毕竟是小说,它必须用形象的力量去折服读者,使读者在形象的感性发展轨迹中领悟人生的真谛。作家们一般都注意恪守这个创作原则,莫言最近在自己的新作《四十一炮》的创作谈里对此还念念不忘:“在写小说时,还是要从人物从形象出发,不要在小说中说教,也不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小说中的人物身上。”(莫言、杨扬《以低调写作贴近生活——关于〈四十一炮〉的对话》,《文学报》2003年7月31日)而北村在小说创作中并没有很好地遵循这个艺术规律。他大概是太急于把自己从《圣经》中读到的思想传递给自己的小说读者,所以他在小说创作中常常抛开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而直白地表述他对神的认识,这自然严重影响了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完满性,也无怪乎李建军对他的小说大加针砭:“我考察北村先生的小说后得出的结论是否定性的。……他的相当一部分小说中的人物的心理和行为,都显得怪异、令人费解,属于面目模糊的那种人物形象”。(李建军《小说病象观察之九:意义的丰饶与贫困》,《小说评论》2003年第3期13页)因为人物形象的空瘪,北村小说便缺少了说服人心的道德感染力,所以我们虽然可以理解北村小说表达的伦理企图,但却难以心悦诚服地接受北村的精神导引。
其次,北村在小说中过于渲染欲念满足的重要性,削弱了其宗教伦理探寻的力度。对于欲念的过分渲染在北村可能是不自觉的,它实受影响于今天人们对欲望的极度看重。在当今这个欲望化时代,人们最引以为荣的是个人欲望的充分满足,最引以为耻的是个人欲望的难以实现。这种普遍流行的人生理念无疑潜在地影响了北村的小说情节的建构,使小说中人物的性欲的高涨与回落成为考量他们人生幸福的第一指标。在北村的小说《玛卓的爱情》《最后的艺术家》《强暴》《公民凯恩》中,无一例外都贯穿了性欲起落这一中心线索。这种聚焦于欲望的叙述,从一开始就偏离了作者所企图达到的对基督教伦理的探寻。因为基督教伦理和其他任何宗教伦理一样,是一种爱的伦理,它原初本是明文规定禁欲的,后来经过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洗礼禁欲戒条有所松动,发展到今天基督教基本上对欲望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但它的宗旨并不关涉欲望。北村在小说中对欲望的渲染实际上干扰了读者对宗教伦理的注意力,影响了读者对北村所张扬的宗教伦理意义的体验。
但是无论如何,在欲望化思潮甚嚣尘上的今天,北村能够逆时而动,反思欲望化思潮所遮蔽的人类精神困顿不举的恶劣现状,并竭力张扬形上意义的重要性以为今天的人类寻求精神的出路,仅此一点,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北村创作年表
《谐振》《聒噪者说》《孔成的生活》
1992年。北村皈依了基督。
张生的婚姻  (《收获》1993、4)
《施洗的河》《伤逝》《孙权的故事》《玛卓的爱情》
<< 颜色代码 / 拯救第三种货币(续) >>

专题推荐

不平凡的水果世界

不平凡的水果世界

平凡的水果世界,平凡中的不平凡。 今朝看水果是水果 ,看水果还是水果 ,看水果已不是水果。这境界,谁人可比?在不平凡的水果世界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春节的那些习俗

中国春节的那些习俗

正月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新的一年年运好坏的兆示期。所以,过年的时候“禁忌”特别多。当然,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过年的禁忌也是不一样的。

评论
0/200
表情 验证码:

ms

  • 文章总数0
  • 画报总数0
  • 画报点击数0
  • 文章点击数0
个人排行
        博文分类
        日期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