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网 >

拯救第三种货币(续)
作者:分类:默认分类标签:
三驾马车关于正义的叙事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热情的简单抒发,而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反思深度。在表达重建正义秩序的期盼的时候,尽管三驾马车的小说叙事除了明确的精神向度之外并没有多少建设性的规划,但是在对过去正义规则的批判中却表现出他们反思的努力和成果。正义是历史的产物,在三驾马车小说叙事中倒塌的正义大厦是1950年代后建立起来的,它带有明显的机械的平均主义色彩。在小说《年底》中,工厂的几位领导对工作都敷衍塞责,“周书记心里挺别扭的。这几个副手都跟老刘闹球不来,拧成一股劲跟老刘叫阵,老刘也不跟他们谈谈。老刘是想干两年就走的,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回事啊”。他们这样混天度日,并不能简单地归因到道德品质低下,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个工厂的权益结构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倾向。工厂的工人与干部虽然分工有所不同,但从根本权益上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一颗颗的螺丝钉,这种平均主义的权益结构很自然使人们放弃对工厂的责任感,滋生敷衍塞责的情绪。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权益结构,而只进行一些小修小补是无济于事的,“厂里今年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各车间都重新承包过了,可也没见承包出个模样来”。(谈歌《年底》)大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的小说叙事中并没有出现可以对工厂生产困顿、工人生活困苦负责的人。这种不纠缠于具体人事的问题叙述策略将人们的思路引向企业深层结构所存在的弊端的反思,其获得的理性深度应该是相当可观的。1950年代建立起来的正义还残存着不少因袭于传统的与现代性不相适应的律条。在小说叙事中对此进行有力反思、批判的是关仁山,其短篇小说《船祭》集中展示了这一点。尽管《船祭》因为加入黄孟两家三代恩仇的铺陈而显得十分情绪化,但实际上它所关涉的却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主题,即传统正义原则的沦丧。这个主题通过黄大宝与黄老爷子之间的父子矛盾冲突表现出来。黄老爷子是造船的高手,但他不肯将自己造的船卖给出大价钱的孟金元,原因就是孟金元要烧船祭祖。黄老爷子坚守的是传统的重德轻财的非功利主义的正义原则,因为看不惯孟金元烧船祭祖的作派而不肯和他有买卖的往来,即使孟金元出的条件再优厚也不妥协。黄老爷子的这种正义观念是从父亲黄大船师那里继承来的,黄大船师为了捍卫自己的正义信念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在黄大船师的年代,非功利主义是村民的共同信念,因此黄大船师的献身行为受到村民的尊敬。但是到了1990年代,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推进,非功利主义受到普遍怀疑,功利主义成为大众的共同信念,人们大胆地追求实际利益。在这种形势下,坚守非功利主义正义的黄老爷子成了少数异类,为了自己的正义信念,他受尽大众的讥嘲、冷漫,“黄老爷子发现散在四方,远远近近向他射来的那些轻视鄙夷的目光。他怎么能容得村人像盯怪物一样盯他呢?他是一代大船师啊!他在村人的嘲笑声里天旋地转了”。黄老爷子因为无法忍爱自己信守的正义大厦的坍塌而死去,但是“他的死并没有像父母那样甩下一道海脉,也没有赚走村人多少泪水,唯一留下来的是一声沉沉的无可奈何的叹息”。英雄的落寞印证着英雄的事业的衰微,非功利主义确乎已不再为当下的人们所赏识。关仁山尽管十分痛惜英雄临去时的悲苦,但他却非常清醒地意识到黄老爷子所奉行的非功利的传统正义原则,并不适合当今现代性生活。现代化是大势所趋,追求正当的幸福生活是现代人天经地义的权利,与之尖锐对立的带有禁欲色彩的重利轻义的正义传统,如果要避免被抛弃的命运,首先应该对自身进行改造。三驾马车在小说叙事中所表现出的对正义多角度的反思批判,使他们的创作避免了情绪化书写的浅薄,而具有了一定的理性深度。
三驾马车的小说叙事,最初是三位作家对转型过程中严重受损的工人利益和农民利益的一种直觉传达,和先锋文学相比,他们没有理论家的命名、没有响亮的创作旗帜,他们的出现“似乎是不经意的,因为没有任何官方意向和文坛炒作的迹象。”但是他们的作品发表后却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由于作品出现的突然性和集束性,给人们一种心灵的冲击和审美的惊喜。”(杨立元《新现实主义小说论》2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首先是底层的读者表现出对三驾马车作品的喜爱。这是必然的。三驾马车由于长期与生活在底层的工人农民零距离接触,也就更深切地体会到1990年代经济转型中的失序给工人农民造成的生活、心理上的巨大压力,他们带着关切的心情将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书写到他们的小说中,体现了他们关注弱势群体的正义情怀。关仁山:”我和何甲、谈歇老见面,但从来没有商量怎么写,却都不约而同的写了这么一批作品,什么原因?我想是因为中国的工农业改革到了关口了,有许多工人开不出工资,有的农民很苦,我们要写出他们的现状、为他们说句话,在讲述这种艰难时,还要给他们力量,让他们挺过去。”(《作家报》1996年7月20日)正因为这样,最先对他们的作品发出叫好声的当然也就是那些弱势群体中的读者。“在《人民文学》刚一发表,读者的来信就像雪片一样的飞到编辑部。这种情况是好几年没有过的。写信均为文学圈子以外的人,是忙碌在各种战线的普通干部群众。”(郑伯农《说说河北“三驾马车”》,《文艺报》1999年3月18日)工人农民的困苦同时也表明着工、农业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工、农业的危险状况直接关涉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主流社会自然十分关注这一态势的动向。受此影响,一些主流批评家也非常关注三驾马车的创作,并从主流的立场给予肯定。比如雷达就说过,“最近的文坛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作品,它们面对正在运行的现实生活,毫不掩饰地、尖锐而真实地揭示以改革中的经济问题为核心的社会矛盾,并力图写出艰难困境中的突围。它们……全部注重当下的生存境况和摆脱困境的奋斗,贯注着浓重的忧患意识,其时代感之强烈,题材之重要,问题之复杂,以及给人的冲击力之大和触发的联想之广,都为近年来所少见。”(《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文学报》1996年6月27日)朱向前则称赞“他们共同表现出来的强烈关注现实的当下品格,而且把目光和他们的笔触直接切进了当前改革的两大下面战场,大中型企业和基层农村。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具有填补空白或断层的意义”。(朱向前《'96收获与'97展望》,《文艺报》1997年3月4日)三驾马车创作中所张扬的正义热情甚至也感动了1980年代高擎文学性大旗的一些文学批评家。周介人就在自己主编的《上海文学》刊发、推荐了不少三驾马车的作品,并发表文章称赞其作品“给读者留下强烈印象……它留给我们的是分享一分艰难的气度和力量。”(周介人《现实主义:再掀冲击波》,《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破产〉代跋》,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陈思和也认为三驾马车的创作表现出“一种对于人类发展前景的真诚关怀,一种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整体思考。”(《就95人文精神论争致日本学者》,《以笔为旗——世纪末文化批判》,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一向以后现代文学批评家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的张颐武也有保留地肯定了三驾马车创作的价值,他将三驾马车的作品称为“社群文学”,认为们“显示了全体人民分享艰难,试图在公平的‘和而不同’的环境之中共同奋斗的愿望”。(张颐武《“社群意识”与新的“公共性”的创生》,《上海文学》1997年2期)可以说三驾马车获得了文学界内外广泛的不同程度的关注和肯定。一方面它显示了正义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它也说明了文学关注现实中正义问题的必要性,“社会转型期,必然带来各式各样问题,过去‘左’的路线下,文学走偏了,文学承担的东西过多,可文学一点责任不担,做春天里的‘闲云野鹤’,也是不行的。”(关仁山《现实人生与文学品格》,《小说家》1998年第6期)在获得不同程度的广泛肯定的同时,三驾马车也受到不少置疑,比如丁帆、王彬彬等都对三驾马车的创作提出一定的批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童庆炳、陶东风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些小说的严重不足之处是对现实生活中丑陋现象采取认同的态度,缺少向善向美之心,人文关怀在他们的心中没有地位。他们虽然熟悉现实生活的某些现象,但他们对现实缺少清醒的认识,尚不足支撑起真正的理性,所以其对于转型时期的社会评价也大有问题,这就导致他们的作品出现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双重缺失。”应该说他们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可否认,由于“他们在思想、艺术、学识诸方面的准备不足”(肖复兴语),从更高的层次讲,三驾马车对工厂生产停滞、工人生活困窘,农村秩序混乱、农民生活贫苦这些转型过程中恶劣历史现象的深层历史原因揭示得还不够深刻、不够准确,使人觉得他们的小说“基本停留在表象层,停留在形而下的展示,超越的部分薄弱,对人的境况和人的发展也缺乏形而上的深思”。(雷达《现实主义冲击波及其局限》,《文学报》1996年6月27日)但是如果说他们缺少人文关怀,甚至“缺乏最起码的道德义愤”则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三驾马车创作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他们明确表达了自己对正义的真诚热情,对弱势群体的生活苦难的深切悲悯。挽救正义是他们自觉的文学追求。谈歌就说过:“工人农民不比我们,他们现在干得很累。我们应该把小说的聚焦对向他们。写这些劳动者的生存状况,调动我多年的生活积累,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的使命。”(《大厂》后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否定三驾马车创作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的观点主要是由一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提出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相对高蹈的学院环境使他们对工人、农民的生活状况比较隔膜,另外,他们对后革命时期历史状况缺乏应有的认识,可能也是一个原因。首先,人文关怀决不是凌越现实之上的,对某种臆想中的人的关怀;而应该是对冒着热气的生活现状的细致体察,对在泥泞中正挣扎着的人们的现场关怀。工人、农民,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的工人、农民正面临着基本需要严重匮乏的困境。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当他亲临到工人、农民的危困现场后势必会将这一严重现实表现于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三驾马车就是这样做的。而学院派的知识分子距离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相对来说,比较遥远,所以对他们的危困现状缺乏直觉的感受和敏锐地体察。这是它们很难理解三驾马车创作价值的根本原因。其二,他们对正义的想象期待更多地还带有革命时代话语的惯性印痕。后革命时期的到来是由美国杜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阿里夫·德里克最早宣布的。他认为:“在新形势下,革命再也站不住脚。”([美]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尽管他的全部观点难以接受,但他对革命时代已经结束的世界形势分析大致还是比较客观的。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所有国家大致都放弃了以革命的方式推进国家发展的思维,而改辙以民族各阶层团结协作的方式寻求国家发展的出路。在这样的时代转换中,革命时代的浪漫为后革命时代的平凡所替更,人们不再梦想一觉醒来自己就翻身做了主人,而是踏踏实实地在平凡甚至琐俗形式里一点一点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这也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实。在这种现实中,阶级对立的思维与叙事已经完全失效,尽管现实中的人仍然不乏困忧与痛苦,这种困忧与痛苦甚至也会激起人际间的争吵与冲突,但这种争吵与冲突的最终诉求是对某一具体问题,比如工资问题的解决,而不指向人际关系,比如工人与厂长关系的根本性颠倒。这是一种凡俗但不可否认的现实。对此周介人曾有比较真切的感受,正因为拥有这种清醒的现实意识,他才能够比较敏锐地体察到三驾马车创作所包含的颇丰的人文关怀价值,“它们对于当下转型社会现实关系独特的揭示……它们大胆直率地描绘出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具体利益的多元化,以及今天发生在人群中的或隐或显的利益冲突。在它们的笔下,政治关系有了与以往作品中常见的‘斗争’形态与‘同一’形态都不同的‘磨合’形态。从作品中,我们甚至‘听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听到’一些美好的东西被磨损时违心的痛苦与呻吟,同时看到人性、党性在‘入世’而非‘出世’的多种磨合中闪闪发光”。(周介人《现实主义:再掀冲击波》,《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破产〉代跋》,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应该说,周介人对三驾马车创作的肯定是比较公允的。三驾马车创作中所包含的伦理取向体现的确实是一种避开暴力而企图通过妥协在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达成一致意见的后革命正义理念。这种正义理念或许显得有些灰色,但却可能使双方都减少一些流血的痛苦而更多地获得一些和平的幸福。所以,对于三驾马车创作中所包含的不同于以往的正义诉求,要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不是彻底否定。
当然在充分肯定三驾马车创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不可回避他们明显的不足。三驾马车在创作中对正义的关注是真诚的、强烈的,但他们传达出的正义理念也表现出朴素的特点。正义本是自古就存在的一种恒久的人文价值,它包含了人们对平等、幸福等的执着追求。几千年来,中西方的先哲经过不懈的努力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正义资源。充分地吸收他们的思想营养无疑是一个关注正义实践状况的作家所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从这个角度说,三驾马车做得还不够。它们更多地是从个人对现实中不良的正义状况的直觉获得自己的伦理判断,而不具备必要的正义知识理性来梳理自己的现实直觉,因而更不能进一步做出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有深度的正义方案。这使得他们的小说叙事缺乏震撼人心的深度。比如,谈歌在他的工厂小说系列中写到工厂有钱大吃大喝却没钱给工人发工资,有钱请客户嫖娼却没钱给工人治病等等惊人的怪现状,其批判现实的锋芒是非常锐利的,但是他却无力进一步探究它深层的体制原因,因而也无力得出终结这种怪现状的合乎历史理性的正义想象。他只能寄希望于工厂决策层某一干部的道德境界,如《大厂》中的厂长吕建国,或者某一公关女性的献身,如《年底》中的小李,暴露了他洞透转型期历史流脉及预言未来走向的理性的匮乏。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何申、关仁山的创作中。何申在小说中反复写到农村干群之间紧张的矛盾关系,触及到了当下农村正义不举、人心不稳的危险征信,比如《信访办主任》中的大杨树沟村就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个案,村支书杨光复一手遮天,欺上瞒下,搞得全村民怨沸腾。由于杨光复是青远县发家致富的先进典型,多年来在青远县罗织了很多个人关系,所以,市政府信访办接到群众多次举报后组成专案组前去调查时竟受到百般阻挠,使调查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应该说何申对农村矛盾的揭露是相当尖锐的,但是,当涉及到如何解决矛盾时,他的叙事表现出同样的茫然。他的小说中塑造的信访办主任孙明正有着较强的正义感,但是孙明正维护正义的方式只不过是乱捣糨糊,并没有一套使受害者心悦诚服的补偿理论和方案。整体上孙明正是一个有正义感而缺乏正义理性和实践正义能力的形象,这从侧面反映了作者正义想象力某种程度上的匮乏。关仁山的小说对传统正义理念的沦丧深表痛惜,并表现出重建正义理念的热情。但在塑造代表正义的人物形象时,同样表现出一种认同的困境。在获奖作品《九月还乡》中,作者塑造了一个致富还乡的妓女九月的形象,九月没有丝毫妓女的恶习,相反,她致富不忘家乡,竟然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来帮助全村人开荒脱贫。从妓女到无私奉献的民间正义英雄,这之间具有遥远的心理路程,但是却没有得到作者任何诠释,使九月这个人物形象留下无以掩饰的缺憾。其实这种缺憾是必然的,它真实地再现了作者主观的正义追求和客观的正义质询力及表达力之间无法调和的紧张关系。
还有另一个问题也许是三驾马车更应该引起注意的,那就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现实批判力。三驾马车于1990年代中期冲向文坛,一夜成名受人瞩目,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小说中所散发的批判现实的强大热力。这热力击中了转型过程中利益倍受损失的底层人痛苦而脆弱的神经,因而赢得了他们的喜爱;同时也感染了某些拥有关注底层人疾苦情怀的人文知识分子,获得了他们某种程度的赞同。但是三驾马车在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之后,并没有能够很好地保持住自己的现实批判力,很明显地走向衰退。这是一个必须引起注意的问题,它关系到三驾马车可否突破自己的过去取得更大成绩。当然,解决这个问题,会遇到很大难度,“因为他们所凭借的,只是对现实问题的感觉和义愤,而不是对这问题的深思和洞察,与现实漩涡的巨大的复杂叵测相比,这感觉和义愤是太弱了,他们很快就会被子转晕、打散,甚至被利用”。(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半张脸的神话》修订版13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但是,另一方面,三驾马车如果能够自觉保持自己与现实的间距,注意培护自己的现实批判力,坚持下去,也许会有更大的文学和正义收获。
<< 谁能带小猪回家(续) / 拯救第三种货币 >>

专题推荐

不平凡的水果世界

不平凡的水果世界

平凡的水果世界,平凡中的不平凡。 今朝看水果是水果 ,看水果还是水果 ,看水果已不是水果。这境界,谁人可比?在不平凡的水果世界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中国春节的那些习俗

中国春节的那些习俗

正月是农历新年的开始,人们往往将它看作是新的一年年运好坏的兆示期。所以,过年的时候“禁忌”特别多。当然,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不一样,过年的禁忌也是不一样的。

评论
0/200
表情 验证码:

ms

  • 文章总数0
  • 画报总数0
  • 画报点击数0
  • 文章点击数0
个人排行
        博文分类
        日期归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