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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第三种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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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三驾马车创作中的正义伦理
我把正义称为继实物货币、纸制货币之后的第三种货币,因为它具有明显的交换性质。这个命名的最初灵感来自慈继伟的一个比喻:“既然受害者意识到自己是在宽恕,他就不是在宽恕,而是在进行交易。……这一交易使用的不是商业货币,而是权力‘货币’。” (慈继伟《正义的两面》223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他的这个比喻通过分析受害人的宽恕内质准确地揭示了正义的交换性,即受害者因为受到施害者的伤害而拥有了报复施害者的筹码,进而受害者通过放弃报复施害者的机会而获得了慷慨的心理满足。慈继伟运用修辞的精辟自然地引发了我给正义命名的想法。正义本是小说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1980年代的中国小说创作却曾经一度十分漠视它的价值意义,导致正义在小说叙事中的缺席。这种情况到199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转变。而最早关注当下正义的不良状况、警醒人们培厚正义底基的当举河北的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等人的现实主义创作是近期文坛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他们形而下的写作之所以作为一种现象被文坛推举而出,可以解释为他们适时地填补了一项现实的空缺——中国文坛实力派的创作,在相当一个时期回避现实题材,一味地沉浸在历史空间里寻找灵感,造成了他们现实创作的哑语”。(《何申的雄心》,《人民文学》1995年第6期卷首语。)三驾马车由谈歌、何申、关仁山组成,他们的创作成果颇丰。谈歌,原名谭同占,祖籍河北顺平县,1954年生于龙烟煤矿。1970年参加工作,当过工人、机关干部、报社记者等,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7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发表中篇小说70余部,短篇小说300余部,长篇小说2部,其中代表作有《大厂》(1996年获《小说选刊》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特等奖)《年底》(《中国作家》1995年第3期)《绝唱》等。何申,原名何兴身,1951年生于天津市。1969年到承德山区插队,197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现为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198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多彩的乡村》等3部,发表中短篇小说80余部,代表作品有《年前年后》《信访办主任》等。作品多次获奖,其中《年前年后》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关仁山,1963年生于河北唐山市丰南县,现为河北作家协会副主席。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风暴潮》《天高地厚》等5部,中篇小说集《大雪无乡》,中短篇小说集《关仁山小说选》等,约四百余万字。其中小说集《关仁山小说选》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短篇小说《苦雪》、《醉鼓》获《人民文学》优秀小说奖,中篇小说《九月还乡》获第六届《十月》文学奖、《北京文学》优秀小说一等奖,短篇小说《船祭》获香港《亚洲周刊》第二届世界华文小说比赛冠军奖。对于文坛给予的“三驾马车”的集体命名,他们表示欣然接受。其中关仁山就说过:“ 自1996年文坛“现实主义冲击波”之后,我与本省作家何申、谈歌被称为河北‘三驾马车’。这个称号我是认可的,‘马车’质朴有韧力,到处都是汽车的时代,马车是我们留恋的。”(舒晋瑜《关仁山:在时代变革中抒写乡村情感》,《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31日)三驾马车各有自己的生活场域,因此也各有自己的叙事内容,但不同的叙事内容却无法遮掩住他们共同的叙事焦点,那就是正义。谈歌在他的中篇小说集《大厂》的后记中写道:“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不是像听通俗歌曲那样让人心旷神怡。它所带来的震荡,有时是惊世骇俗的。工人农民不比我们,他们现在干得很累。我们应该把小说的聚焦对向他们。”这句话说得非常生活化,但它却清楚地显示出三驾马车高度的正义敏感性。进入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经济的转型确实解放了生产力,极大促进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历史经验的不足,在转型的过程中个体利益分配的原有排序无形中遭到捐弃,而新的合理排序没能及时建立起来,致使个体利益分配处于严重的无序状态。而个体利益分配的失控使少数人一夜暴富的同时,也使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特别是处于最底层的工人、农民的利益甚至出现绝对下降,有些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经济体制的不完善造成制度伦理的不公正。正如谈歌所说,这种严重偏离正义规范的不良制度伦理状况确实够惊世骇俗的。而且,制度伦理的不良运转引发人们善观念的混乱、责任意识的淡薄和正义感的迷失,导致伦理实践的一系列劣态反应,比如掌权者肆意挥霍公款、侵吞公产,无权者则消极怠工、不事生产;人际关系冷漠,乘人之危、见死不救的事屡屡发生。伦理原则的种种疏漏和伦理关系的种种滞障滋生出一股巨大的社会破坏力,严重危及社会环境的安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宁。正视社会危机和人民的困苦是作家的天职。三驾马车出身并始终生活于底层的阅历和朴素的正义感使他们较早地聆听到社会肌体内部所发出的危险信号,在先锋作家仍沉浸于形式的玄想而不见其他时,他们将社会的病象忠实地记录下来。
谈歌长期生活于工人中间,他的创作以工厂生活为基础,其代表作《大厂》,重要作品《年底》《车间》等写的都是工厂。通过对转型期工厂生活的具体记述,谈歌在自己的小说中如实地反映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正义原则失效、正义意识淡薄、正义实践不良的伦理现实,表达了一位作家关注现实、关怀民生的道德热情。在谈歌所叙述的工厂生活中,非正义现象令人触目惊心。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可是工人们努力生产,却长期得不到工资,“厂里越来越不景气,日子长长短短地瞎过着,已经两个月没开支了”(《大厂》);省管劳模章荣是对工厂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劳动者,工厂理应让他获得一份幸福的晚年生活,但是厂里可以花钱请客户嫖娼,却拿不出钱为章荣治病,“厂办公室主任老郭陪着河南大客户郑主任嫖妓,让公安局抓了……吕建国叮嘱老郭,姓郑的要干什么,你就陪着他干什么,只要哄得王八蛋高兴,订了合同就行”,“章荣师傅病了,他儿子刚刚找来了,跟我吵了一通,说厂里卸磨杀驴,他爸爸干不动了,也没人管了。……去年老汉有两千多块钱的药条子没报销,不是厂里没钱嘛”(《大厂》);工厂之间业务往来应该信守合同公买公卖,但是吕建国的厂子要不回钱来,“冯科长摇头叹气:也就是回来仨瓜俩枣,现在谁还钱啊?节前撒出去十几个人,要回万把块钱来,还不够旅差费呢”,吕建国自然也不给别的厂子钱,致使其他厂子前来催帐的“住在厂招待所里不走,嚷着要在沙家浜扎下去了。这帮人吃饱了喝足了睡醒了打够了麻将,就到厂里乱喊乱叫各办公室乱串着找吕建国钱”。金钱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失血严重的工厂就濒临瘫痪。谈歌小说中的工厂就处于这种境地。工厂萎迷不振,拿不出资金给工人发放工资。失去生活来源的工人无心生产。“工人们都没心思干活,这些日子厂里打架的、偷东西的出了好几起了。保卫科长老朱眼睛熬的像个猴屁股”。(《年底》)当他们的孩子身患绝症无法住院医治时,更是对工厂充满怨愤,冲动之下甚至把厂财务科给砸了,“财务科真是乱套了。几个工人把冯科长推桑到墙角,冯科长挨了几下子,头碰到桌子角上,血都冒出来。工人开始乱砸,冯科长头上淌着血,嚷着:别乱来,别乱来啊。没人听他的,一会儿工夫,财务科已经一片狼藉”。谈歌通过对工厂生活的如实叙述,将1990年代中叶工业领域正义原则失效、伦理实践十分混乱,严重影响到工业生产正常运行的高危现实揭破在世人面前,为这个表面浮华的时代拉响了正义的警钟。
正义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价值。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论述过它的本质:“正义就是在非自愿交往中的所得与损失的中庸,交往以前和交往以后所得相等。”“正义就是比例,非正义就是违反了比例,出现了多或少。”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103、1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正义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价值。约翰·罗尔斯说过:“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2000年第3次印刷)一个社会制度背离正义的价值,是可疑的,更是危险的。当今正义缺失的问题确实应该引起人们充分关注。三驾马车在他们的小说叙事中对正义缺失的强烈关注,体现了这个作家群体可贵的道德良知和思想远见。同时,从他们对正义秩序沦丧的现实的执着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对重建正义秩序的期盼。这在谈歌几部小说的结局设计表现得最为明显。《大厂》的最后一段是:“吕建国站在厂门口,突然发现厂门口的树一夜之间,已经绿绿的人,恼人的春寒大概就要过去了”。《大厂续篇》的最后一段是:“吕建国抬头望天。天已经放睛了,一轮鲜红的太阳挤出了浓重的云层,高高地悬在空中。浓云开始消散了,天际处,一角新新的湛蓝越扯越大。吕建国看得很清楚,明天是个好天气”。《车间》的最后一段是:“众人抬着大杨走出医院,只见阳光烈烈地泄下来,如雨似泼”。这三部小说都运用象征的手法表达了对正义失序的混乱终将过去,正义重建的和谐与光明必将到来的美好期望。
何申出生于都市天津,但自1969年到承德农村插队后就再没有离开河北的乡村。数十年的乡村生活经历,使何申十分熟悉乡村,也十分关心农民。他的数百万字的小说写的都是乡村生活和乡村人的命运,其创作主题也没有离开正义二字。在《村民组长》中,何申写的都是乡间一些琐碎小事,但内中思考的却是正义的问题。黄禄是村民组长,他们小组的公用电线被盗。黄禄为了理顺小组内部人际关系,树立自己的干部威信,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黄禄费尽心机明查暗访,却长时间苦于没有线索,但无意中发现偷盗者竟是自己的哥哥黄福。在亲情的干扰下,黄禄没有让黄福去派出所自首,而是让他夜里偷偷把电线挂回去,以逃避法律的治裁。但正如古语所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黄福所做的一切被驴老五两口看得清清楚楚。直到有一次, “驴老五的老婆叹了口气,终于说:‘黄禄,实话告诉你,我们早知道电线是你哥剪去又挂回去的!”黄禄才知道自己护哥哥短的事早被驴老五两口发现,也才明白驴老五的老婆之所以敢偷了自己家的苹果树苗栽到她家的地里去,是因为他抓着自己这个把柄。当黄禄带着富贵去锁柱的小店里抓赌时,锁柱交过罚金却在半路上截住黄禄说:“我不是找后帐,……我说一碗水要端平,我知道哪个编双檐篓子……”黄禄顿时哑口无言,因为他知道锁柱说的那个编双檐篓子坑害国家和村民小组群体的人还是自己的哥哥黄福。黄禄当的这个村民组长根本算不上官,管辖的人口也不多,但却接连不断地遇到人际间是非矛盾,处理起来总是被村民大窝脖。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何申的叙述很明确地把矛盾的症结归到正义的缺失上:正是因为正义的原则得不到贯彻落实,才使得村民间冲突不断,整个村民小组的日常生活陷入无序状态:“这些日子村里犯邪,啥玩艺都丢,瓜果梨桃这些地里东西不说,鸡狗羊驴这些活物也没”。以小见大,何申在自己的小说中将乡村中正义的缺失及其严重后果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
关仁山在三驾马车中年龄最小,却是个最有历史感的作家。沉厚的历史感使他注意到同代人之间正义缺失现象的同时,还发现不同代际之间的正义问题。前面在分析谈歌、何申小说时所涉及的正义问题,都属于同代人之间的正义问题。但是,正义问题并不仅仅存在于同代的人与人之间,它还存在于代与代之间。美国当代最著名的伦理学家之一约翰·罗尔斯就曾经运用他的无知之幕的理论证明了代际正义的存在,“不同时代的人和同时代的人一样相互之间有种种义务和责任。现时代的人不能随心所欲地行动,而是受制于原初状态中将选择的用以确定不同时代的人们之间的正义的原则”。([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29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2000年第3次印刷)关仁山也许未必看过罗尔斯的理论,但他的小说却形象地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在小说《苦雪》中,关仁山塑造了一个海上猎手老扁的形象,他可以说是代际正义的化身。老扁的枪法极准,“老扁‘嗖’地站起来,劈手夺过火枪,急眼一扫迷迷蒙蒙的天空,见一飞鸥,抬手‘砰’一枪,鸥鸟扑楞楞坠地”,但他绝不用枪打海狗,因为他要恪守正义规则,“好猎手历来讲个公道。不下诱饵,不挖暗洞,不用火枪,就靠自个儿身上那把子力气和脑瓜的机灵劲儿”。老扁所恪守的古传正义规则表面上似乎是在捍卫猎手与猎物之间的公道,其深层却是在坚守人类的代际正义,“打晚清就有了火枪,可打海狗从不用枪,祖上传的规矩。先人力主细水长流过日月,不准人干那种断子绝孙的蠢事儿”。火枪无疑可以大大提高人们的猎取海狗的能力,大大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是祖上的先人却弃之不用,其目的就是不过多占用自然资源有限的份额而使后代的子孙失去他们应得的利益。关仁山通过塑造老扁这个海上猎手的形象,张扬了代际正义的宝贵价值。同时通过海子的形象则寓示了代际正义正受到无情践踏的恶劣现实。海子是年轻的猎手,他公然背弃老扁所尊崇的代际正义原则,购买火枪,恣意放纵自己捕杀的欲望,他还唆使其他年轻人和他一起用火枪围猎海狗,“不多时,一排排惊惊乍乍的枪响,无所依附地在冰面上炸开了,传出远远的……老扁打了个寒噤,四肢冰冷”,海子在欲望的唆使下,放肆地穷捕滥杀,大大超支自己应得的代际利益份额,严重悖离了代际的正义原则。违背代际正义原则的恶果也许在当今不会明显地被看出来,但或许正因为这样,人们可能会忽视代际正义缺失的危害,并因而造成更严重的恶果。关仁山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揭示出来,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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