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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单位的鸡和毛(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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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单位具有功能性。每个单位都是一个功能结构。比如麻袋厂是生产麻袋的,报社是采集制作新闻的,等等。在《单位》中,总务处是安排办公室的,分配住房的,调配车辆的,组织处是考察、培养、选拔干部的,小林所在的七处在小说中没有明确交待是什么功能处,但从他们日常工作看,也要审批某类文件,起草一些报告等。单位的这种功能性,体现在它的日常生产活动中,也体现在它对单位人的评价上。 “一次局里让处里起草一个文件,老何亲自下手,洋洋三十页交上去,被老熊批了个‘文不对题’,并将组织处长叫上来,说这么一个同志怎么提上来了?”(《单位》,《官人》小说集第8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老何文件起草得一塌糊涂,他在承担作为七处副处长这一功能角色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受到局长老熊的批评,尽管依现行体制的规则不好因此撤除他的职务,但不会再重用他是注定的了。作为处里最年轻、最没资历的小林,他的功能角色也是有不成文的规定的,当他认识到自己功能角色的内涵并自觉给予认同,才开始他在单位功能结构中改变自己命运的旅程,“小林要想混上去,混个人样,混个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局长……就得从打扫卫生打开水收拾梨皮开始”。(《单位》,《官人》小说集第4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其次,单位具有权力性。在前面提到的分梨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单位并不仅仅是一座大楼,几间办公室,它是一种权力结构。它拥有资金、财物,它掌握着单位人的工资、奖励、住房、用车、职务、尊严等等。分梨,就是单位对单位人实施奖励分配的过程。单位会餐是另一种奖励形式,“四月三十日,单位会餐。总务处发给每人一张餐券,中午每人凭餐券到食堂免费挑两样菜,领一只皮蛋,一瓶啤酒”。单位还掌握着办公室使用权的分配。“大家把老张送到二楼,发现原来抬下去的桌子已经作废了,因为老张的新屋子已经和其它局长副局长一样,换成了大桌子,上面覆盖着整块的玻璃板,干干净净的玻璃板上,蹲着一个程控电话。屋里还有几盆花树,两个单人沙发、一个长大沙发,都铺着新沙发巾。干净的屋子,有原来整个处的办公室那么大。”单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让老张由与四个人合用一间办公室改变为单独占用一间办公室,而且室内的办公用具也提高了一大档。同样单位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分配住房,“小林随着上去看了看老张的新居。乖乖,五居室,一间连着一间,大客厅可以跑马,电话已经装上。有厨房,有厕所,厕所还有个大浴盆,厨房煤气管道,不用再拉蜂宣窝煤”正是单位的这种权力性,让小林自觉改掉了上大学时的散漫,逐渐成为一个合格的单位人。“钱、房子、吃饭、睡觉、撒尿,一切的一切,都指望着小林在单位混得如何。这是不能不在意的。……从此小林像换了一个人。上班准时,不再穿拖鞋,穿平底布鞋,不与人开玩笑,积极打扫卫生,打开水,尊敬老同志;单位分梨时,主动抬梨、分梨,别人吃完梨收拾梨皮,单位会餐,主动收拾桌子。”
第三,单位有严格的秩序性。在小林的单位里,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等等。他们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老孙、老何“一块到单位来的,两人还同住过一间集体宿舍。后来老孙混得好,混上去,当了副处长;老何没混好,仍是科员。当了副处长,老孙就住进了三居室;老何仍在牛街贫民窟住着,老少四代九口人,挤在一间十五平米的房子里。一开始老何还与老孙称兄道弟大家毕竟都是一块来的,后来各方面有了分别,老何见老孙有些拘束,老孙也可以随便支使老何”。(《单位》,《官人》小说集第3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同样,老孙与老张也是一同来单位的,一起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但老张提了副局长,出差时就有资格在软卧车厢,老孙只是个副处,作为随行人员和老张一起出差,只能和科员小林一起坐硬卧。在一个单位里,不管私交多么好,都无法打破职位在人们之间设置的尊卑秩序。单位的这种秩序性甚至延伸到单位人的私人生活空间。升为副局长的老张“搬家这天,帮忙的人很多。……办公室中小林来了,老何来了。令老何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原来老孙对老张那么大开骂口,在家搬到一半的时候,也骑着车来了。”老孙的行径表面上是有点乖张,但它正好反映了单位的秩序性对单位人的巨大宰制作用。
另外,在小说《单位》和《一地鸡毛》中,刘震云还对“单位”在消费时代的特有特征进行了深入地探索。首先,在消费时代,“单位”最突出的特征是利益分配成为单位最重大的事件。在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也写到利益的分配问题,“车夫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7卷32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这表明在50年代,单位也并不仅仅是工作的场所,也意味着利益,也有利益的分配问题。但是个人的利益在当时是被抑制的,所以在王蒙的小说中,只轻轻点了一下之后就没有再提及。这在王蒙未必是有意的,但它恰好从“单位”这个侧面暗示了50年代共和国推行的抑制消费的政策,同时也表明利益分配在当时不是“单位”的最突出特征。而到了刘震云的小说《单位》《一地鸡毛》中,利益分配成了“单位”压倒一切的特征。《单位》开头第一句“‘五一’节到了,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分分”,把单位人的节假日十分突兀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并且明确点明节假日是一个分配利益的时间,这就把当今消费时代里,单位的利益分配的特征十分清楚地地凸显出来了。《一地鸡毛》开头第一句“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豆腐代替了麻袋成了小说的中心事件,表明了单位价值由生产向消费的重心转移。在王蒙的小说中,麻袋厂的厂长王清泉只是埋头下棋,不关心麻袋的生产,是小说的一个关键事件,王蒙本意是借此要揭露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的泛滥,毛泽东当时就发现了这一点,并给予充分的肯定,“他在(1957年)2月16日颐年堂的一次小范围的座谈中,……强调说,小说揭发官僚主义,很好,揭发得不深刻,但很好”。(曹英主编《共和国风云五十年》49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而小说的结尾,不关心生产的王清泉受到开除党内和行政双职务的惩罚,表明50年代单位对生产的绝对重视和生产在单位价值结构中的中心地位。而刘震云的小说里则进行了价值的重新排序,生产作为弱价值被推到小说的最深层背景里,若有若无,一派朦胧。在《单位》中,我们读到小说结尾,也没有弄明白刘震云写的到底是一个什么局级单位,它的名称是什么,它日常的工作都忙些什么,我们开始读小说时一无所知,到读完合上书仍然茫无头绪。被刘震云安排在小说最前台、最为人们关心的是利益的分配问题。正因为这样,一斤豆腐馊与不馊成了天大的事情,小林夫妇为此吵得天翻地覆。小说中类似的细节举不胜举。老何当了副处长,很快就分到了两居室,“听到这消息,瘦高的汉子,一下蹲在办公室哭了。把刚买不久的新镜片也给弄湿了”。老何一高兴又对小林说要早些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小林好长时间没有好消息了,听到老何的话,心中自然也很高兴,……下班时,老何买回家一只烧鸡庆贺,小林也跟着买回家一只庆贺。” 后来小林党没入成,但却意外地分到了房子“小林一听这消息很高兴,甚至比听到让他入党还高兴。因为入党还不是为了提拔,提拔还不是为了吃、穿、住房子?现在这时候,崇高的话都别讲了”。老何都没有像50年代的林震那样为了单位的工作大动感情,他们兴高采烈、热泪盈眶的是自己获得了新的利益。这体现了作者对消费时代价值位移的深刻洞察。在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指出:“物质财富获得了一种历史上任何阶段都未曾有过的、愈来愈大且最终变得不可抗拒的统治人类生活的力量。……在其发展程度最高的地方,如在美国,追求财富已经失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相反正在日益与纯粹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从而实际上往往使它具有竞赛的特征。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76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到20世纪末,中国似乎也走到了这一步,追求财富的动机日益与国家的强盛、单位的兴隆分离,逐渐成为纯粹个人利益满足的向往。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单位的消费特征十分惊人地突显在人们面前,追逐利益,最大可能地满足
自我的消费欲望成为单位人的瑰丽梦想。
 第二,物质利益成为单位功能结构正常运转的催动机。“五一”节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分,结果“大的大烂,小的小烂”,单位的功能结构出现非良性运转现象。问题出在哪里?“吃着梨,女老乔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说梨之所以是烂梨,是因为拉梨的卡车在路上坏了,(这车梨从张家口拉来),一坏两天,烂了梨。坏车的原因,是因为上次单位分房,司机班班长男老雕想要一个三居大间,单位分给他一个三居小间。” 正是因为老雕对利益的分配结果心怀不满,他才制造了这次烂梨事件。一方面一个司机班长敢于在单位里这样横生事端,制造影响恶劣的烂梨事件,表明司机在单位所具有的逸出常规的超大能量,从侧面暗示了中国现行单位体制中的某种不正常;另一方面老雕因为对分房结果不满而制造事端,造成单位运转不畅,表明利益分配在单位功能结构运转中所起的催动机作用。在单位工作中,上级对下级做思想工作,调动下级积极性的措施已不再用无私奉献的宏大理论,而改为用切实可见的利益,提拔为副处长后的“老何对小林说:‘……小林,你入党的问题,再也不能拖下去了!下次党内开会,我一定给你争取!’”而且这一措施还相当见效,“小林好长时间没有好消息了,听到老何的话,心中自然也很高兴,说:‘老何,咱们在一起好几年了,谁还不知道谁?……我也争取把工作干好,不给你丢脸!’”作为单位结构功能部件的单位人,如果新获得了利益的满足,他就会表现出积极性明显的提高。老何刚被提拔为副处长时,“咧着大嘴在办公室笑,不时摘下眼镜在衣襟上乱擦”,工作热情也一下子高涨入云,“遇到工作楼上楼下跑。……一次局里让处里起草文件,老何亲自下手,洋洋三十页交上去”。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则相反。本是副处长的老孙在正处长老张升为副局长后有可能扶正,可是组织处长住院割痔疮总出不了院,老孙扶正的欲望当然也因此一再被迫延宕,他整天心神不宁,对工作也就打不起精神来。后来结论出来,老孙扶正的事还得再挂一段。这一挂就把老孙挂成了肝病,无法继续上班了。老孙出院后,听说组织处鉴于他表现不佳取消提他作正处长的打算,而决定外派一个过来,“老孙更没了积极性,上班开始三天打钱两天晒网,有时还迟到早退,自己的办公桌也不收拾,蒙满了灰尘”。刘震云在他的小说叙述里告诉我们一个简单明了的道理,在如今的单位里,利益的驱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单位的每个人力资源部件,即每个单位人,都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从事工作;一旦缺少利益的驱动,他们立即就会降低速度,甚至完全停转。
在对单位结构本性和单位在消费时代独有特征作出敏锐审察的同时,刘震云也发现了消费时代里单位所存在的结构性隐忧。首先,单位的动力资源存在匮乏的缺陷。在当今消费时代来临的情况下,单位生存、发展乃到壮大的的根本动力资源在于不断增加的利益,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但是单位的利益增长景况并不太令人满意。在刘震云的小说中,单位过自己的节日“五一”节,只能给每个单位人发一点梨,搞一次一只皮蛋、一瓶啤酒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会餐。这充其量只能算是象征性的奖励,缺乏实际物质利益对单位人的催动力。尤其与鸭商的收入相比更显出低劣。小林的大学同学“小李白”嫌坐国家机关寡淡,便下海经商开公司。破产后又摆摊卖鸭子,一天也能收入一百多。小李白丰厚的经济收入让小林眼热。当小李白拉他帮忙时,小林稍有犹豫就答应了。他卖鸭子卖到第九天时碰巧被办公室处长老关撞上,第二天上班还遭到老关盘问。但他并不后悔,“有钱到底过得愉快,九天挣了一百八,给老婆添了一件风衣,给女儿买了一个五斤重的大哈密瓜,大家都喜笑颜开。这与面子、与挨领导两句批评相比,面子和批评实在不算什么” 。面子和批评之所以贬值,是因为它们的含金量太低。一个过节只能领到一只皮蛋的面子和只能发几只梨的批评在鸭商的哈密瓜和风衣面前当然是太相形见绌了。“利益支配着我们的一切判断”。(爱尔维修《论精神》II。6。)小林对单位的感情背叛,未始不可以看作是单位动力资源的匮乏表现。单位的动力资源匮乏是单位生存的严重威胁,它将导致单位人对单位的感情疏离、背叛和工作热情的下降。单位人工作热情不断下降,单位功能结构的效率当然会下跌,单位的利益就不会增长反而必然要下滑。单位的利益下滑又会导致单位的动力资源进一步匮乏。这样,单位的日常运转便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这确实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名牌大学毕业的“小李白”宁肯卖鸭子也不愿回单位工作,是一个例证;一向谨小慎微、企求通过为单位忠诚工作而改善自己家庭生活的小林在“小李白”的影响下身在曹营心在汉,怅叹“可惜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如果能长期这样,我这个鸭子还真要长期卖下去”,更是一个例证。如何寻求单位利益的增长点,扭转单位动力资源不足的局势,确实是摆在单位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另外,单位结构的功能性对单位人的功能化改写,是对单位人精神丰富性的单面化和独特性的平面化的过程。单位的功能性是对单位人的一种强制性选择,它要求单位人自觉压制精神的丰富要求,而习惯于单位机械重复的工作。这种日复一日的机械重复的工作是对人的精神的巨大磨损,将使单位人由精神追求丰富的人变成麻木、琐碎的单面人,由独特不群的人变成千人一面的平面人,如小林和老婆小李“两人都是大学生,谁也不是没有事业心,大家都奋斗过,发愤过,挑灯夜战过,有过一番宏伟的理想,单位的处长局长,社会上的大大小小的机关,都不放在眼里,哪里会想到几年之后,他们也跟大家一样,很快淹没在黑压压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人群之中呢?”有论者在评论《一地鸡毛》时,认为它揭示了“生活就是种种无聊小事的任意集合,它以无休无止的纠缠使每个现实中人都挣脱不得,并以巨大的销蚀性磨损掉他们个性中的一切棱角,使他们在昏昏若睡的状态中丧失了精神上的自觉。”(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31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如果把这里的“生活”理解成单位的生活会更恰当一些,正是单位的缺乏新意、重复不变的流水作业,使本有精神丰富性追求的小林、小李日渐麻木,终至于使一块馊豆腐成为他们精神生活里的重大事故并为之而大吵大嚷、相互指责。豆腐在小林生活中位置的攀升是小林精神追求偏枯的一种表征,这是单位的功能性对单位人强力宰制的结果。单位的建构本是以更大更好满足单位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出发点的,也曾在一开始就给单位人许下了不断改善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美丽承诺,但最终却走到了事物的另一面,单位人的物质生活没有极大满足,而他们的文化生活反而受倒压抑以致于精神追求被迫出现萎缩。这是刘震云揭示出的单位所存在的另一种隐忧。如何排除它也是非常艰巨的一项任务。
总之,刘震云的小说《单位》《一地鸡毛》是一种具有重大意义的伦理探求,它们将单位作为一个本体性存在加以多方面考量,发现了单位所现存的结构性不良症候,洞开了问题思索的入口。事隔多年,这两篇小说仍很值得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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