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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单位的鸡和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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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1958-  ),当代青年作家。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县,8个月时被外祖母抱到乡下抚养。1973年服兵役,1978年复员在家乡当民办教师,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大学毕业,任《农民日报》记者、文艺部主任。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中短篇小说集《塔铺》(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中篇小说集《一地鸡毛》(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官场》(华艺出版社1992年版。)等。其中,他的中篇小说《塔铺》荣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中篇小说《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人》等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1989年《北京文学》第2期发表了刘震云的小说《单位》,“单位”里的一些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事隔两年,即1991年《小说家》第1期又发表了他创作的《单位》的姊妹篇《一地鸡毛》。“单位”人生活烦恼的话题又着实在中华大地上热闹了一番。当时人们的议论很杂也很热烈,但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则聚焦在小说的中心人物,即某局科员小林身上,认为小林的人生历程很好地体现了日常生活的严峻性及其对个人精神的磨损。(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314~315页。)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当我在十多年后重读刘震云的《单位》和《一地鸡毛》时,觉得这两篇小说还有另一方面成就值得注意,那就是对“单位”的伦理性探索。
要想很好地理解刘震云的小说对“单位”伦理性探索的重要意义,必须先引入对“单位”的词源学考察。“单位”(Unit)本是一个从西方引入的计量领域的专有词语,指的是计量事物的标准量的名称。它有两个属性,一是抽象性,一是交往性。通过抽象,它把一个个具体、独特的个体所固有的丰富性虚化而使之变成整齐划一的数学符号。而抽象后的个体作为数学符号,也就是作为单位质可以相互交往,这实际上是单位在交往,体现了单位的交往性。比如每棵大白菜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它们之间并没有通约性,也是无法交往的。尽管两个人可以相互交换各自拥有的大白菜,但是,在这个交换过程中,大白菜已经被抽象为数量符号,是作为抽象的符号在交往,而不是作为大白菜在交往。“单位”的交往性则使每个个体在一种原则下作为体现这种原则的功能元素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从而作为整体获得远远大于个体和的能量。1949年共和国建立后,“单位”被赋予新的内涵,这种内涵是政治性的,用来指机关、团体、或属于一个机关、团体的各个部门。在人们一般的概念中,单位个体主要存在于城市,不过,农村的生产队、合作社、人民公社也应该看作全民单位化的一种形式。这在50年代全民单位化时期见诸报端的文章就可以看出来:“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结合的人民公社”。(陈伯达《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见《红旗》1958年第13期。) “人民公社进一步发展的趋势,有可能以县为单位组成联社”。(《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1958年8月29日,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24日。)被赋予政治性内涵的文化符号“单位”,成为共和国政治建设的重要工具,凭借它,共和国对所有个体进行了一次卓有成效的抽象化和功能化,每个个体的原有属性被强行改写,并统一成为新的政治属性——“单位人”性的符号,成为单位结构功能的元素,从而共同结成一个单位功能执行系统推动单位的机体运转。在这种对个体的符号化过程中,共和国有效地完成了全国人力资源的重新排序,所有的人力资源都被组织到社会主义政治的宏大结构之中,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高速发展。这是新诞生的共和国为快速实现工业化工程和成功应对国际社会复杂、动荡的形势所采取的重要步骤。“中国从1949年建国以后,一直处在冷战时期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夹缝和前沿。二次大战后美国卷入的两次地面战争即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无一不是针对中国。60年代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大国交恶,最后竟然走到战争边缘。中国的周边环境十分险恶。在国民经济落后和‘一穷二白’的状况下,中国政府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建设方针,使6亿多人口强制性压抑个人物质生活的需求和欲望,而达到高速度完成工业化基本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目的。” (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 》,《中国比较文学》2003第1期,转见《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33页。)而全体国民“单位”化则是贯彻落实这个建设方针的具体措施之一。从客观的角度讲,这条措施无疑是成功的,它使6亿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心甘情愿地为祖国建设而压抑了个人的欲望和物质追求,大大缩短了工业化到来的时间。
而充分展现这一划时代景观的当首推王蒙50年代写的一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篇小说写于1956年5月-7月,发表于1956年《人民文学》第9期上。当时编辑部未经作者同意就擅自把小说的标题改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对此作者很不满意,但也无可如何。此后,本篇收入各种集子时作者都坚持采用原标题。(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7卷30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其实,王蒙坚持自己的原小说标题,并非孤芳自赏,而是出自艺术上的用心。如果比较一下两标题,就会发现它们并非仅仅字面上的差异,而牵涉到叙述重心的移动,王蒙原题的重心在“组织部”,编辑部改后的重心却移到“青年人”上,而纵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整篇小说所叙述的内容,其重心实在“组织部”而不在“年轻人”上。王蒙的这篇小说的发表恰值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共和国精心建构的“单位”网络基本完成的时候。它即是对中国当代史上这个重大事件的呼应,又是对“单位”能够改掉自身缺点不断发展壮大的热情吁求。“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竞赛的办法。让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竞赛。……” (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7卷30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这其实是点题性的句子,它表明王蒙在这篇小说中所最关心的是单位“组织部”,他最希望的是整个“组织部”能够像赵慧文那样满怀热情地和自己的昨天竞赛,能够不断取得进步。
在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开头就充满了工作的热情。“三月,天空中纷洒着的似雨似雪。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 “‘支部书记通知我后天搬来,我在学校已经没事,今天就来了。……’” (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7卷300、30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林震冒着雨雪赶到区委组织部,他并非是急着来领工资也不是急着来分梨,他闲不住,他要工作。他在组织部呆了一段后,对组织部产生了不满,这不满也并非由于分不到住房,而是由于他无法容忍别人工作的马虎苟且、拖泥带水,“有时,一眼望去,却又觉得区委干部们是随意而松懈的,他们在办公时间聊天,看报纸,大胆拿林震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林震参加的组织部一次部务会议也很有意思,讨论市委布置的一个临时任务,大家抽着烟,说着笑话,打着岔,开了两个钟头,拖拖沓沓,没有什么结果。”(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7卷31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当麻袋厂的问题引起党报的注意,刊登了魏鹤鸣的揭发信后,“赵慧文首先发现了,她叫林震看。林震兴奋得手发抖,看了半天连不成句子,他想:‘好!终于揭出来了!还是党报有力量!’”(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7卷32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小说中的人物林震也有喜有忧,但喜忧主要不是因为个人的得失,而是工作的成败。在小说中林震这个人物形象可以说突出体现了“单位人”的特质,他最中心的兴趣是在单位的工作上。林震也有个人的欲望和苦恼,他也有口福之欲,吃到赵慧文为他煮的荸荠也兴高采烈;他已经22岁但还没有给姑娘写过一封信,更没有尝过恋爱的滋味,确实是一个不小的烦恼。但他自觉地把自己欲望和痛苦压抑下去,不允许它们影响单位的工作。小说中另一个人物赵慧文的个人问题比林震严重得多,她与丈夫感情淡漠,丈夫只有周末才回家,平时都是她自己带孩子。她有一段时间也有点消沉,但当林震到组织部后,受林震工作热情的鼓舞,她很快又振作起来,“我划了表,如果我的工作有了失误——写入党批准通知的时候抄错了名字或者统计错了新党员人数,我就在表上划一个黑叉子,如果一天没有错,就画一个小红旗”。她也是自觉用革命热情把个人的悲伤压抑下去。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单位这个富含政治意味的文化符号在当初是多么有号召力。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说:“一旦限制消费与谋利行为的解放结合起来,不可避免的实际结果显然是:强迫节省的禁欲导致资本的积累。在财富消费方面的限制,自然能够通过生产性资本投资使财富增加。”(见该书165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韦伯分析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及其功用,但在某些方面恰恰也说出了中国社会主义诞生初期的精神特征。共和国建国之初提倡的也是谋利行为的解放与限制消费相结合的思想意识。1952年中共中央在“三反”运动中明确提出“反浪费”的任务,“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又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相接近。故严惩浪费,必须与严惩贪污同时进行”。(《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1年12月1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版。)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一次列专节谈节约,“今年要求在全国各方面提倡节约,反对浪费。……要使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经常想到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4月版,363-402页。)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正式通过“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曹英主编《共和国风云五十年》836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其中“多、快、好”说的都是要谋求利益,“省”则说的是“限制消费”,其目的就是要“迅速而彻底地摆脱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贫困和落后,使我国成为一个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国”(曹英主编《共和国风云五十年》86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表现出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这个总路线非常突出地表现了共和国诞生后禁欲主义色彩十分强烈的功利主义追求。这在王蒙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有鲜明的反映:林震身上没有丝毫的物欲冲动,满心考虑的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勿庸置疑,正是借了禁欲主义的提倡,共和国成功地遏制了全体国民的消费欲望,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国家财力的增长速度,在短短的17年里完成了红色资本的原始积累,一个虽不乏问题也不算富裕但西方国家再也难以在它面前任意指手划脚的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终于屹立在世界东方。但是共和国早期社会主义精神所包含的神圣热情并没有能够一直坚持下来。60年代一场又一场的群众运动从某方面可以看作是神圣热情逐渐冷却而政治领袖又企图通过铁腕措施加以挽回的过程。最终文革期间,政治措施强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国民的神圣热情却降至最低点。在这种局势下,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府对现代化方案开始作根本性的调整,彻底抛弃意识形态革命策略,而转向经济至上、科技至上的发展主义模式。在高积累、低消费的基本建设已经完成的情形下,转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 》,《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转见《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34页。)这实际上是用世俗享乐的追求代替了神圣热情的追求。这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西方三百多年前的一次历史转变,“接着,寻找天国的热忱开始逐渐被审慎的经济追求所取代;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最终为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所取代。……善良之心完全变成了享受资产阶级舒适生活的一种手段,关于软枕头的那条德国谚语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6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种经济模式的转型顺应了国民对财富的热情,使国民在新的动力即个人欲望的推动下重新高涨起工作的热情,“在90年代,钱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终极尺度,‘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成为当代人生活辞典中的‘关键词’。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用金钱寻找失去的梦,而盼望随后也富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纷纷下海,于是,‘下海’成为90年代中期的一个如雷贯耳的词语。”(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48-49页,中国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在政治领袖用强硬手段企图挽回神圣热情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身心受到深重伤害,“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大失误就是对知识分子的无情压制和利用。中国知识分子本来是革命的真正骨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正是五四时代的启蒙激进主义知识分子。他们是中国都市社会中最开放和最早接受现代观念的阶层,也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锋。……建国后知识分子阶层作为文化生产和建构革命霸权的主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转见《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4期第3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其中也包括曾经满怀激情地写下《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作家王蒙,在小说发表的第二年即1958年,他被补划为“右派”,随即下放劳动5年,摘去“右派”帽子后又被迫携家去新疆劳动,直至1979年才获准返回北京。深重的苦难使他们对曾经的神圣热情产生厌倦,也促使他们成为否定禁欲主义、倡导世俗精神的积极分子。王蒙在90年代就曾写下《躲避崇高》一文。(见《读书》1993年第1期。)这篇文章虽然写于90年代,但王蒙“文革”后的小说一以贯之的是对禁欲主义的清理和对世俗精神的张扬。
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我们才可能更好地理解刘震云的小说《单位》及《一地鸡毛》中对单位所做的伦理性探索。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刘震云的小说《单位》《一地鸡毛》有着某种密切的精神联系,连其中的主要人物的姓氏都是相同的,都姓林。对它们加以比较能更好地阐述我要说明的问题。我们可以说王蒙在50年代以《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来命名自己的小说,表现了作者对共和国策动的新事物“单位”的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满腔的政治热情,但还不能说他对“单位”有一种明确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伦理价值体认。作者主要是在政治层面上来把握“组织部”这个具体“单位”的,他以林震的视角暴露了“组织部”里存在的种种问题,表达了一个富有理想主义热情的青年对现实的洞察和对理想状态的向往。而刘震云以《单位》来命名自己的小说,则表现了作者对具体“单位”的政治含义的超越。他不是要写某个具体的单位,他要写出单位作为本体的伦理意义,写出单位与“单位人”之间的矛盾关系。两篇小说的开头也值得一比。王蒙在小说开头写道,“三月,天空中纷洒着的似雨似雪。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这个人就是林震,他像一个活性元素冒着雨雪赶到区委组织部,急慌慌地要加入到这个单位里,变成它的一个部分,作为单位的一个部件投入到它的运动中。很明显刘震云小说《单位》的开头与王蒙迥然不同:“‘五一’节到了,单位给大家拉了一车梨分分。”(刘震云《单位》,《官人》小说集第30页。)在这里,单位人把单位与自己明确地区分开来:大家平时为单位提供脑力劳动,“五一“节到了,单位要对大家进行奖励。这种区分还表现在他的另一篇小说,也就是《单位》的姊妹篇《一地鸡毛》里。其中讲到那块好不容易买到手后来却又馊掉的豆腐时写道:“今天小林把豆腐买到了。不过他今天排队排到七点十五分,把单位的班车给误了。不过今天误了也就误了,办公室处长老关今天到部里开会,副处长老何到外地出差去了,办公室管考勤的临时变成了一个新来的大学生,这就不怕了,于是放心排队买豆腐。”按时去单位是单位对单位人小林的要求,而排队买豆腐是要解决小林个人的伙食问题。一旦可以免受处罚,小林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排队买豆腐,而放弃按时去单位。《一地鸡毛》的结尾,小林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睡觉,上边盖着一堆鸡毛,下边铺着许多人掉下的皮屑,柔软舒服,度年如日。”(刘震云《单位》,《官人》小说集第30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梦隐喻了小林关于单位与自己之间伦理关系的一种内心期待:期待单位能够为自己提供柔软舒适的日常生活。在关于单位与单位人小林之间伦理关系的不动声色的叙述中,刘震云充分拉开了自己和单位的距离,远远地打量这个叫“单位”的事物。在这种远观的过程中,刘震云较为深入地展现了关乎每个人命运的单位的伦理结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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