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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英雄的终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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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在对女子牧马班这个英雄团体充满感情的描写中,严歌苓十分痛苦地宣布了英雄的终结。当女子牧马班的姑娘在沈红霞的英雄精神感召下,准备义无反顾地追赶发疯的马群时,队长柯丹坚决地拦住了她们:不准去!都回去吧,你们本来就不该到这地方来!……回你们的城里去!“她们无所适从,柯丹突然横过枪:都给我回去!……于是她们一齐掉转马头,随班长柯丹义无反顾地向场部方向跑去。”33这里的“掉转马头”,既是写实性的,更是寓言性的,它象征性地写出女子牧马班与英雄主义的告别,也即是英雄主义从她们中间抽身离去。更进一步说,整部《雌性的草地》也是一个关于“掉转马头”的寓言,它象征着英雄主义在人间的终结。最富有英雄主义精神的沈红霞无法“掉转马头”而继续“只身追去”,她也随英雄主义一道驰出了人间,变成人们对已过去的历史的记忆。“最令她痛心与不解的是:人们说那个追马群的沈红霞死了。……她痛苦而愤懑,因为她无法证实自己实质上并没有死。一个感知着自己活生生的精神的人怎么会死了呢?”34在这里严歌苓以一种十分怪异的方式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沈红霞作为一个肉体躯壳从历史延续到了现实,但作为英雄主义精神的载体,她已经永远留在了历史中。<BR>在以女子牧马班为个案叙述英雄的终结这个主题时,严歌苓饱尝了悲痛之苦。这痛苦来自她对沈红霞思想、情感的非常熟悉与部分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沈红霞是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青春梦想的形象化。他们对神圣与理想的热爱与忠诚已化成他们情感结构的一部分。尽管在今天他们已认识到自己曾经的过错和对他人的伤害,“我的拳头高高举起,……我看见了一双美丽的大眼睛,一双恐惧的、惊惶的羞辱的无助的眼睛,……在我忍受别人对我的侮辱的时候,我才终于懂得对别人的侮辱是一件多么残酷的事情”35,但他们一想到神圣与理想仍会心起波澜,其中最坚定者甚至仍高扬理想与神圣的大旗:“我总觉得,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他不但要活得舒适,更想活得心安,在手脚并用去满足物质欲望的同时,他还要寻找一种精神性的价值,在那上面安顿自己的灵魂。这就是通常所讲的‘信仰’,或者换个学术气的词,叫做‘认同’。”36 “理想是人之为人的标志,动物才没有理想。理想体现了人的高贵、尊严、智慧和进取心。……没有理想,人类就没有希望;理想的丧失,是人性的丧失。……我的理想并不形成于阳光灿烂的日子,而形成于流离困厄之中。……面对他们的英灵,一种崇高的勇气——坚持理想的勇气油然而生。” 37“我至今仍然守护着我的精神的栖居之地,我渴望那一缕神圣之光的伟大照耀,使我在这灰色日子的重重压力下不至永久地沉落,……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的家园的消解,即使嘲弄和调侃,我固守着我的严肃,毫不退让。”38毫无疑问,他们的神圣与理想将化作精神资源继续影响着我们现在乃至今后的生活,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特定的精神存在,他们那一代人的英雄主义已经无可挽回地退出了历史。“在这冬夜,点起烟,做一个守望者,用我的笔守住最后一点人的勇气、品格和自尊,守住思想的严肃和文化的旅程。我知道我的读者不多。……”39严歌苓无疑更早就意识到了这难以接受却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她把这种豪气难再的痛苦情愫溶化在对沈红霞这个英雄形象的塑造上。“地平线的另一端,一个骑马的人出现了。这是个女性,长发飞散,衣不蔽体。说准确些她等于全身赤裸,但仍束着皮带,斜挎一只鲜红的小布包。她身后跟着浩浩荡荡上千匹马,……我不忍心告诉这个一心追随理想的姑娘……在某天清晨,广播电台正告全世界我军已取消了骑兵,军马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一个人为了心中神圣的事业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却在某一天突然发现这个神圣的事业根本就毫无意义,世界上还有比这样的打击更沉重的吗?世界上还有比遭受这样打击的人更痛苦、绝望的吗?通过精心塑造沈红霞这个人物形象,严歌苓完成了对自己的青春生命的一次清理,“我目送她赶着浩浩无垠的马越过我,继续走着她那类似圣者远征的漫漫长途”,40同时也完成了一场痛苦的精神告别,告别英雄,告别乌托邦。<BR>此后,严歌苓又创作了《草鞋权贵》。和《雌性的草地》相比,这部小说因为选取的英雄形象是作者隔辈的老将军,与作者之间距离较大,所以在审视人物时没有了心理、情感上的纠掣,变得更加冷静,甚至有些冷酷,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更逼近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BR>毫无疑问,《草鞋权贵》里的将军曾经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在缔造共和国的血雨腥风里,他曾经枪林弹雨,毫无畏惧,战功卓著,尽显英雄本色。“将军二十岁已做了营长,出了名地‘敢死’。有回他腿上中弹,引起坏疽,当时最简单的办法是截肢。他已高烧得昏迷,却在军医向他下锯时拔出枪,嚷嚷谁敢断他腿他就断谁的命。” 41“他曾经的确英勇过、献身过、玩命过,当他吃草根咽树皮冲锋陷阵时他没有私欲杂念,想到日后会有这样的院子房子和车子。他当时毫无把握自己将从成千上万死亡中活出来,成为有幸的千分之一或万分之一,来享受厚报。……你能说他的忠诚勇敢带有投机意味吗?”42确实不能。但是,严歌苓却没有像《红日》《烈火金刚》《林海雪原》等小说的作者那样再讲一遍英雄们的战斗故事,而是讲了一个幸存到20世纪晚期的老将军的“新生活故事”。在她的讲述里,标志将军存在的场景已经不是杀敌立功的战马,而是洗澡享乐的浴盆。正是巨大的浴盆照出了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老英雄在失去自己的时代后的灰暗甚至卑琐:“她纳闷,这只浴盆她每天都刷得极精心极卖力,一点污渍都不放过,而第二天又会有大量的、牢牢粘在四周的,似乎陈年老垢的污渍可供她刷洗”。43一个曾经一马当先、浴血奋战的英雄如今却只能制造令人作呕的陈年老垢了,这是多大的讽刺呵。然而这就是历史。<BR>美国最伟大的将军巴顿,是“一个生来为打仗的人,一个一心要在最后一场战斗中死于最后一颗子弹的人。”44尽管他没有如愿以偿地死在最后一场战斗的最后一颗子弹,但他以另一种死法——车祸——于欧洲战场的战斗结束不久就告别了人世,因而他永远保持了自己作为一个伟大将军的尊严。可是《草鞋权贵》中的将军程在光却一直活到共和国诞生四十多年后,这使他亲历了属于自己的时代的逝去,“……什么高干,权贵,什么谁的爸爸是谁谁谁,我恶心了。那个时代也过去了——看看我们家的所有儿媳,你就明白草鞋贵族的日子到头了”,45饱尝了一落千丈的耻辱,“警察们连前次的外软内硬的‘软’也没了,仿佛他们面前赫赫有名、建国元老的程老将军是街头的老流浪汉”,“他就那样坐在北京的腊月里,直到警卫员发现他头猛往后一栽”46,昏死过去。此后,他又像植物一样在高干病房里躺了五年,才如一条没用的“老狗”般离开人世。程在光将军的“新生活故事”,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历史由英雄时代向平民时代的转换,看到英雄由政治身份向自然身份的转换,也看到英雄末年在失去自己的时代后的虚弱甚至委琐。<BR>首先,程在光将军晚年经历了英雄时代向平民时代的转换。共和国建立以后,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英雄们跃身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并以他们在战争中积累的经验主导了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而使共和国的前十七年历史染上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文革”动乱发生,国民经济几近崩溃边缘,曾经豪情万丈的英雄主义也受到重创。新时期,在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党中央明确提出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此为标志,中国开始了由英雄时代向平民时代的转换。“中国今天的社会转型是朝向‘平民主义’的社会转型,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正在由‘神本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传统向‘平民主义’的价值立场转移。”47《草鞋权贵》开头就把平民时代到来的气氛渲染得十分浓烈。“霜降很快被引进一间大房,地是两色镶的拼花地板,所有窗子都坠着紫红的丝绒窗帘,开灯不碍事,楼上有几只脚有板有眼地跺着:什么入时音乐在惹他们发疯。……门边那个竹篓倒翻了,里面十来只鳖跑得一只不剩,听人讲鳖在北京卖百来块一只,霜降没带钱和衣裳来,这篓鳖就是她全部行李。”一个乡下女孩带着十几个鳖到北京来寻找幸福生活,是一种平民时代来临的象征。这标志着中国女孩已告别了《雌性的草地》所描绘的女子牧马班的时代,都在热烈地追求着物质的满足、世俗的享乐。“一夜间,一些高楼冒出土。一夜间,街上尽是西装革履、私营公司的经理。中国南方城市的无数‘包治性病’的广告也是一夜间贴满了新墙旧墙。”48在这个时代里,人性获得至高无上的价值,禁欲主义受到严厉批判,人的欲望得到普遍的尊重和理解。重物质、重享乐的市民是其主人,他们制造并享受新鲜、刺激的时尚,在世俗追求中感受个人的成功与满足。在这个时代里,文体明星成为人们日常精神消费的抢手货,昔日英雄不再被无条件地崇拜,而必须接受新时代时尚标准的重新考量。正是在平民时代新标准的考量下,程在光老将军褪去了曾经环绕周身的夺目光芒,显出了作为一个俗人的凡相和欲望。 “霜降昨天听说这院的将军老爷子娶过三房老婆,结发的那位在他跟红军走后便不知流落到哪里去了。第二位生了两个孩子后让将军当时一位上司看中,被将军拱手相让了。……” 49“他步子看上去极健,实际并不快,两个负重的人只得压下速度,活受罪地磨蹭。‘看看你们这两个年轻人,路都走不快,还不如我这老汉!’……霜降笑,加快点速度。司机耳语喝她:‘别走快!你要想超过他,那你是想找倒霉了!’”50在严歌苓的叙述中,一个满腹伤痛却装腔作势的平凡老头的形象把程在光将军过去光彩夺目的英雄身躯覆盖得严严实实。<BR>其次,程在光将军晚年还经历了由政治身份向自然身份的转换,也即是政治身份逐渐失去原先的分量,而曾经被政治身份遮蔽起来的自然身份无形中突显出来。霍布斯说过:“具有主权的人……都代表着两重人格,用更普通的话来说便是具有两重身份,一重是自然的身份,另一重是政治的身份。”51同样,程在光将军也有两重身份,一方面受军委任命,他担当司令员的职务,这是他的政治身份;而同时他没有一刻不吃喝拉撒,这便是他的自然身份。在英雄的时代,程在光将军只在大众面前呈现其充满英雄色彩的政治身份,而其自然身份被完全遮蔽起来,这使得程在光将军英雄在大众面前显得高大完美,但缺乏人性。随着平民时代的来临,这种遮蔽状态便无法再继续保持下去,程在光将军的充满七情六欲的自然身份被展示在大众面前。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草鞋权贵》中,霜降进入程家大院便十分具有象征意义。作为乡下女孩的霜降,带着一双大众世俗的眼睛进入程家大院的过程,便是程在光将军作为自然人的一切生活细节展示在大众面前的过程。在小说的开端,程在光将军是“一个名气很响、有许多英雄传说、轶闻的老将军。”52到小说结尾,他便和任何一位久病故去的老人一样毫无特殊之处了,“女主人:哎哟!她伸出手去握,心想谁他妈知道什么程在光。哪辈子的事了,还值得在这儿提。”53。这里告诉人们的倒并不是“人死万事休”的世态炎凉,而是平民时代的社会逻辑:人无论获得了多大的政治身份,都不能因此而改变他的自然身份,更不能拥有遮蔽自然身份的特权。在这个时代里,程将军充满欲望的自然身份再也无法被隐藏。小说中写过一个“樱桃事件”。程将军在自己院里种了几棵樱桃,年年摘了樱桃他不准自己的孙子孙女吃,全部都要送给五十年代专为烈士遗孤开办的幼儿园。他的理由是:“它们不是樱桃。它们是一种伟大的意义。是革命传统的伟大继承。……吃过这樱桃的孩子,……统统会记住,他们没有被社会忘掉;他们被全社会的人爱、关怀。虽然他们不幸失去了父亲母亲,但他们能得到比父母更多的爱。”在程将军的自我叙述中,他只作为司令员这一政治身份而存在,他的行为只具有政治意义、宏大意义。他的儿子淮海却并不这样看:“要是没有这些樱桃,父母双全的孩子不会被社会忘掉;程司令倒是真要被忘掉了。”54这说明程将军给幼儿园送樱桃既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政治事件,也是一个充满个人欲望的私人事件。更耐人寻味的是,严歌苓十分冷静地叙述道:“渐渐地,太平年代不再能够搜集到足够的‘英雄孤儿’,幼儿园就变成了普通的营业机构。似乎程司令不知道这个变迁,照旧每年亲自采下樱桃送给不管是谁的后代照旧以满腔痛惜满腔怜爱的笑容与这些父母都健在的孩子们照相,再由报纸或杂志将相片刊出,题名为‘将军与孩子’”。55随着时间的推移,送樱桃的事件基本丧失了其政治意义,但程将军仍乐此不疲,这说明送樱桃事件从一开始就包含着程将军强烈的个人欲望动机,这动机甚至可能超过了他的政治动机。通过对曾经被遮蔽的英雄的个人欲望动机的还原,严歌苓完成了她的弑神工程:那个曾经如神一般纯洁、完美的英雄死掉了,代之而起的是凡人的欲望舞蹈:“她感到搁在她肩上的手渐渐顺她脊梁滑下去,最后停在她腰部。……‘你是个不一般的小女子。’将军说,或说他‘决定’。他表情全无,但目光却温存许多。手滑过腰与髋的弧度,又回来,似乎不敢相信这个弧度会这么好。它来回了几次,惊羡那弧度的青春和美丽。” 56<BR>其三,程在光将军晚年还经历了由悲壮英雄向世俗凡人的转换。严歌苓在《草鞋权贵》中的叙述既是一个弑神的工程,作为英雄的程在光将军在她的叙述中死掉了;同时,它又是一个催生俗人的工程,作为欲望载体的程在光在作者的导引下降生到大地上。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凡的肉体具有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冲动,也经历了种种人间的不快与不幸。首先,程在光将军有强烈的虚荣心。“程司令是他们中最不寂寞的一个,每年至少有四五次靠得住的机会去维持人们对他的记忆:第一是靠‘将军樱桃’,第二是靠他的书法,第三是一年一度他在老人网球比赛中的表演,第四是到几所著名中学做‘红军长征’或‘革命传统’的报告。”57其次,他还有强烈的权利欲。“老爷子这辈子干得顶漂亮的就是镇压,过去镇压反动派,现在镇压他这个家。”58通过镇压他巩固了自己手中的权力,在镇压中他也充分地领略到大权在握快乐。第三,他的色欲也十分强烈。“程司令在见霜降的刹那猛欠起身,表情和姿势都静止了足足两秒才落回座位。”59他之所以如此失态是因为看到了霜降的美色,勾起了他心底的欲望。年轻的时候,程在光没少引诱过女孩子,也被她们找上门闹过。“有回一个女人赖在军营门口,说是程司令二十年前答应过要娶她,那时她在贵阳的军区首长楼做服务员。二十年程司令一点音讯不给,给的就是六十元的汇款。”60上年纪后程将军的身体不如从前,但色欲之心并没减弱。晚年的程在光特别爱收年轻女徒弟跟他学书法,而且一定要手把手进行教学。教霜降时,“将军便从她身后伸过臂,攥住她的手,……将全部体重依在她身上。……她甚至隐约感到那衰老身躯中的激情,虽缓慢却汹涌地冲着她。”61岁月夺去了他作为一个男人的攻击力,但他并不放弃口淫的机会,“笔头伸向哪里,就要像刀尖捅到哪里,捅破戳穿一样狠。还像什么呢?将军又深深喘息着比喻:像犁头豁进处女地;运起笔来,你若感到笔有千钧,并铁硬起来,那就到了功夫。”62他还在裸露中寻求欢乐:有一天,将军唤霜降进浴室,“她一脚踏进浴室,看见将军的裸背出现在浴盆中,吓得一动也动不了”,将军让她仔细看自己的脊背上的伤疤,并详细解说伤疤的来历。“在霜降替他搓揉脊背时他感慨,小女子你今天的好生活不容易得来哟;革命不容易哟;那真是把脑壳掖在裤腰上哟。”&nbsp;&nbsp;63很明显,程将军的革命传统教育只是形式,实质上他是搞了一场相当独特的老年口头性游戏。程将军还喜欢偷窥活动,“门却再次无声息地开了。这次她已站在浴盆外,失去了水的掩护,无助无望得像条晾在岸上的鱼。”64进一步他还对霜降进行肉体的猥亵,“‘你看看你看看……’他又像埋怨又像嗔怪,两只手紧紧扣在她胸脯上。他似乎感叹它们的大小合宜,满满捧了两手心。”&nbsp;&nbsp;65具有一切俗人欲望的程在光将军也经历了人生的各种不快与不幸。程在光将军的夫妻生活极不和谐。他们的出身、文化背景迥然不同,程在光的家庭是三代贫农,他的妻子却出生于书香门第。程在光以革命需要的名义把她娶回家,并没有赢得她的爱情。他们的婚姻没有多少和谐、幸福可谈。妻子红杏出墙,并与程在光的秘书生下儿子,这让他老羞成怒,充分领略了耻辱的滋味。他的儿女吃喝玩乐,不务正业,也让他痛感将门无后的凄凉。四星出逃后,警察找到程将军进行毫不客气的质询。他的纸糊的威严被当场戳破时,程在光将军遭受了灾顶的打击,“从此就躺在高级干部的特护病房”,直到悄无声息地死去。<BR>总之,《雌性的草地》通过女子牧马班这个英雄个案的描绘,形象地说明了和平年代里英雄主义的不合时宜,明白地宣告了英雄主义的终结。女子牧马班这个和平年代里的青年团体,一意孤行地机械模仿战争环境下的英雄主义作风,悖逆人性向度,无视生命需要,把极左思潮影响下盲目策划的错误方案当作神圣的目标去孜孜追求,最终导致女子牧马班的女孩们宝贵的青春被白白浪费。女子牧马班的失败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它警示人们,在英雄年代已经过去的和平环境下,再机械地模仿战争年代特定条件下英雄们的极端行为,除了伤害自己身体,浪费自己青春,延误社会发展良机,导致社会生活停滞不前外,并无任何好处。《草鞋权贵》通过叙述昔日叱咤风云的程在光老将军的晚年“新生活故事”,则更进一步揭示英雄主义也是一种权力。程家大院 “晚餐若人员到齐,那个摆四张餐桌的餐室会被挤得水泄不通。孩儿妈背了个绰号叫‘航空母亲’”66,这形象地说明英雄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资源,它还是一种能量巨大的政治经济权力。程在光将军拥有了它,就可以合法地无限度占用、耗费国家资财。巨大的经济利益,正是程在光将军在英雄时代终结的平民时代仍想继续进行英雄主义叙事的根本动机。程在光将军的恣情享受和程家大院的肆意挥霍,则形象地说明,失去了英雄时代,昔日的英雄已丧失其政治功能,蜕变成为欲望蓬勃的世俗常人。这就从更深的层次宣告了英雄的终结。</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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