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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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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1958年生于上海,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是一位很有创造力的小说家。其第一部长篇《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就赢获“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第二名;1989年又出版长篇小说《雌性的草地》,名声大震,并因此被邀请参加在美国召开的“20世纪战争文学研讨会”。后赴美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于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毕业。1990年开始在海外发表作品。著有《扶桑》《人寰》《雌性的草地》等长篇小说,《少女小渔》《海那边》等多部短篇小说集,英文短篇小说《士兵与盲女的故事》等两部。其作品曾获台湾“中央日报文学奖第一名”“联合报文学奖首奖”等七项文学奖。由其编剧的电影《少女小渔》获“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并获七项“金马奖”;小说《天浴》获台湾“学生文学奖”第一名,并被搬上银幕,获“美国电影评论家协会奖”。现为好莱坞专业编剧。
严歌苓对生活有多方面的感悟和抒写,而且都能取得令人惊羡的收获。但我仅想在此就她的两部长篇《雌性的草地》《草鞋权贵》作一些伦理学方面的探讨。这两部小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塑造的都是英雄形象。《雌性的草地》写的是一群牧马的女知青,她们不乏坚毅、勇敢的英雄品质却难逃最终失败的命运,令人扼腕深思;《草地权贵》写的是一位曾经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的英雄,晚年在远离战场硝烟的和平环境里竟变得獐头鼠目、委琐不堪,更是让人叹息不止。
中国历史自古不乏英雄的出现。上古时期开天辟地的盘古就是一位大英雄,炼五彩石补天缺的女娲也是一位大英雄,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同样是位大英雄。此后历朝沿革,英雄代不乏人。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呱呱坠地,十大元帅等一大批英雄也随之诞生。共和国英雄的诞生既是时代造就的结果,也离不开作家的塑造与传播,而对于后来的历史和读者来说,作家的塑造与传播更具有决定作用。周扬可以说是共和国英雄塑造、传播工程的直接策划者和指挥者,他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十分兴奋地宣布:“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的伟大作品!”1以此为开端,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一大批“全心全意地赞美和歌颂革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2的作品脱颖而出。他们按照周扬所确定的基调,“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标准来塑造……英雄人物(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军队和游击队战士,以及苦大仇深的农民),他们通常是出身贫苦,大公无私,英勇善战,不怕牺牲”。3随着历史的发展,英雄的塑造与传播工程扩大了范围,新时代各条战线都包括进来,工业、农业等都拥有了各自的英雄榜样,如铁人王进喜,贫农梁生宝等。因此,可以说“一部共和国文学史(特别是前十七年的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努力塑造‘英雄典型’的历史”。4
共和国进入60、70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历史出现严重的扭曲,丑恶甚至罪恶到处盛行,人们的理想受到严重打击,人们的真诚受到剧烈挫伤,一批年轻人开始痛苦地怀疑与思考:“我的理想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5更进一步他们发出了受伤的兽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6在这种怀疑主义的气氛里,英雄也受到置疑。人们逐渐发现,在50-70年代作家的作品中出现的英雄基本上都是被高度“净化”、提纯的产物,他们“没有性欲,没有私念,没有精神危机”7,没有出生也没有死亡,他们是一尊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当人们从造神的迷梦中觉醒过来,一场渎神、弑神的运动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严歌苓创作了《雌性的草地》和《草鞋权贵》两部长篇小说。
《雌性的草地》完成于1988年元月7日,第2年出版。据作者介绍,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她1974年在川藏交界的大草地上一次慰问演出。在那里,她听说了一个“女子牧马班”的事迹。第2年严歌苓专门“和另外两个年长的搞舞蹈创作的同事找到这个牧马班进行采访,想创作一个有关女孩子牧养军马的舞剧”。8当时女子牧马班给她最深的印象是残酷与恐怖。女子牧马班的女知青们一直萦绕在严歌苓的脑海里,十多年后她终于拿起笔来写了这部《雌性的草地》。在这部长篇小说里,严歌苓对女子牧马班现象进行了深入地思索,对英雄主题进行了充满痛苦的解构。
在严歌苓的小说文本中,女子牧马班无疑是一个英雄的团体。首先,她们富有刚毅、勇敢的英雄品质。女子牧马班战斗、生活的环境十分严酷,“每年只有三天的无霜期,不是暴日就是暴风”,十几岁的青春少女的脸却“全部都结了伤疤似的痂”。9对于一群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女孩来说,大自然的这种摧残不亚于对生命的剥夺。她们还需要抵抗“草原上各种各样的危险:狼群、豺狗、土著的游牧男人”。小说中多次写到狼对她们的袭击。一次是柯丹在保护马群时遭到狼的围攻,“周身衣服被狼一块块撕碎,一会工夫她浑身飘飞起翎毛般的布片。……狼看看差不多了,这女人已渐渐不支。一头狼闪电般从她背后一扑……”  10虽然在她就要葬身狼腹时叔叔及时赶到救了她,但这种危险对女孩们来说还是太可怕了。游牧男人的骚扰是女子牧马班要面临的另一种危险。“这个浑身精赤的男人……转向毛娅,完全像个偶然直立的四足动物,全身的毛在晨风中张开竖直。”11面对草地上种种艰难和危险,她们也曾害怕过、犹豫过,有些女孩也想法离开了,但她们作为一个英雄团体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实践证明她们是一群坚毅、勇敢的姑娘。其次,她们还特别富有奉献精神。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沈红霞身上。她是女子牧马班的灵魂。她殚精竭虑、不辞辛苦,在遇到任何困难、面临任何危险时都冲在最前面。酷寒的雪天里,露营的帐篷破了脸盆大的洞。“有人说:谁要挨着洞安铺准会被冻死。沈红霞说:当然了啦。说着她却把自己的铺正对着洞。早起眉毛头发白白地向人们淡淡一笑,顺手撕下与头发冻成一饼的枕巾。”12当两匹战马陷入泥沼时,沈红霞毫不犹豫地向它们走去。“她两脚每拔一次,反而陷得更深。……按说她该掉转身往外挣扎,还有希望从这片死地脱身。她恰恰往它的深处走。她……要拯救那老少两匹马。”13为此她深陷在冰冷的泥沼里冻了整整一夜,彻底毁掉了自己的双腿。对此她无怨无悔,在先进知青的讲用会上也不肯向别人张扬:“她缄口不提自己的双腿换了匹良种马驹。她对自己那一夜里所经历的磨难,只轻描谈写笑笑:我只不过多坚持了一会。”军马炸群时,“沈红霞讲了什么,谁也听不见。但人们知道她实际上是说:就是死也不能失去一匹马。她倏然在马镫上立起来……仿佛一座烟云缭绕的塑成神像的丰碑。”沈红霞这种甘于奉献的精神,是英雄主义的光辉写照。
但是历史最终在她们面前露出冷酷的面目:她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突然被宣布为毫无意义。“放牲畜更荒唐了,一下跑来几千知青,这些放养的牲畜还不够他们自己吃的,知青热火朝天地干这干那,原来的老职工只好闲着酗酒赌博,现在牲畜眼看越吃越少,草场越来越瘦。”14在这种致命的打击下,女子牧马班这个英雄的团体终于溃散了,“有人开始指出:正是沈红霞的榜样作用,使她们只能过一种苦不堪言的生活。……指责很快得到普及,一直为人敬重的沈红霞被人用不无恶意的眼睛瞅着。”15不久,柯丹终于爆发了:“你们死也白死,根本没人知道你们,所有知青都回城了。现在早已不是军马场,早就被当地人接管了。再告诉你们吧:人家根本不知道还有你们几个女知青在牲口群里卖命,如今这个地方早就没有你们了……”她最终也无法说服沈红霞,但说服了其余所有人,“牧马班姑娘为这场波澜壮阔的大进军、大撤退收了尾。她们在大雪天离去,留下最后一道与初衷送行的车辙。”16一场运动结束了,一个团体解体了,沈红霞等女子牧马班的姑娘们的青春也永远地逝去了。历史就是这样冷酷无情。
客观地看,女子牧马班这个英雄团体以失败而告终是必然的。首先,女子牧马班是极左时期非理性的产物。20世纪是一个热兵器时代,原子弹、氢弹一代比一代先进,超级大国美国与前苏联所拥有的核武器早可以把地球毁灭几次。在这样一个世界军事背景下,女子牧马班竟然还要驯养战马。它只不过是某个人或某些人头脑发热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它被人遗忘,最后被彻底解散是早就注定的命运。这种非理性还表现在决策者对草地缺乏科学考察。这里并不适合放牧,“……矿藏就在不深的土层下,只要天空有足够的电流,便会与地下的金属矿物接通。”17巨大的电流可以轻易杀死成百上千的牲畜。有一次女子牧马班的马群就遭到了这样的杀戮,“叔叔一见天上出现经络般的闪电,就知道草地上有什么牲灵要送命了。比他预料的还惨,马死了几乎过半。”18她们从事的事业毫无价值,她们坚持的时间再长,除了造成对自身的更大伤害外,也不可能赢得任何收获。所以不管她们多么优秀多么出色,都不可能改变她们失败的命运。
女子牧马班的失败也暴露了她们自身的性格缺陷。首先,无脑症是她们致命的弱点。她们被莫名其妙地扔到这块荒无人烟的草地上放牧军马,吃尽苦头而收效甚微,可是她们没有一个人怀疑过自己的行为是否有价值、有意义。她们只因为被告知这是上级的决定,就一直深信自己必须坚决服从。当她们遭遇巨大困难,精神和体力都难以坚持时,她们从不怀疑上级的决定,而是把一切的不利都归结为自己思想不够坚定,工作不够努力。她们一遍又一遍学习毛主席语录,深挖思想根源,一步步否定掉自己作为人的各种需要,直至把自己变成无私无欲的执行任务的机器。“沈红霞明明把誓词写在一张纸上,每个人都在上面签了名,然后无比肃穆地烧了它,又将它的灰烬就着开水喝进肚子。每人都含着热泪吞下自己的誓言。其中一条就是:‘饿死不吃马料’。”19如果是在战争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女子牧马班的行为还有一点可以理解的话,到了和平年代,她们还机械地模仿过去,一点儿也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把自己当作毫无自主性的工作机器,实在是患了典型的无脑症。正是女子牧马班的姑娘们这种盲目服从的思维方式禁锢了她们自己,致使军马场转交地方,女子牧马班被从编制中除名很久以后,她们竟浑然不知,仍一如既往地放牧军马。甚至当有人劝她们离开牧场返城时,她们最初的反应是无法接受。
女子牧马班的另一个缺陷是反生命特征。“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 2020世纪初曾被先觉者反复倡导的尊重生命的思想,竟被70年后的中国人忘得一干二净。外出十个月归来的指导员叔叔竟然怎么都认不出沈红霞了。“他用更低的声音再次问:‘你是谁?!’她立刻抿上嘴,奇怪地瞪着他。过会儿她说:你真能开玩笑啊,指导员同志!她打一下马向前跑去。叔叔气得狂喊:‘你到底是谁?!’”21叔叔之所以认不出沈红霞,是因为她为了唤回丢失的红马,把嗓子累嘶哑了,步履也蹒跚了,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爱护军马是牧马战士的职责,沈红霞无疑应该算是一个恪尽职守的模范战士。但是,她一点也不爱护自己,使自己的身体迅速恶化,表现出明显的轻视生命的特征。另一次,她们被大水困在一个孤岛上,“等叔叔见到她们时,她们每张脸都染上了草场的绿色。听说她们五天五夜全仗这块肥草地,吃于此眠于此,竟活下来,叔叔惊得那只假眼珠瞪出了眼眶,骨碌碌滚到他手掌里。‘料豆!居然料豆也没吃?!’”22宁可饿死,也不吃料豆。一方面,这群姑娘以坚强的意志实践了她们曾经立下的的诺言,是一群品德高尚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人是宇宙的中心,历史的目的,军马再重要也是为人服务的,永远不会比人重要。可是这伙姑娘却让军马吃料豆,自己吃青草。很明显,她们的思想逻辑中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尊重人,尊重生命。“‘女子牧马班’的事迹在一九七六年成为全国知识青年的优秀典型,报纸上大幅地登出她们饱经风霜的年轻老脸,记者管她们叫‘红色种子’、‘理想之花’。当时我感到她们存在不很真实,像是一个放在“理想”这个培养皿里的活细胞;似乎人们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她们所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只要完成一个试验。”23女子牧马班的第三个缺陷是反人性。“一个纯洁的世界在对异质性的清除中得以确立,……人的所有的欲望都因其非神圣性而被压抑乃至剔除,它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所谓的“样板戏”中创造了一个无性别的世界。24女子牧马班便是这样一个无性别的世界。这是极端反人性的。中国的圣人、先哲本来是尊重人性的。孟子就说过:“食、色,性也”。17世纪王夫之也说过:“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虽居静而无感通之则,然因乎变合以章其用。唯然,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离欲而别有理,其唯释氏为然,盖厌弃物则而废人之大伦矣。”25到18世纪戴震则说得更详细明白:“人生而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26人不是禽兽,也不是神仙。只要是人就有欲望、感情,有爱的需要。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让每个人的欲望、感情、爱的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满足,一个健康的团体应该从它的成员的欲望、感情、爱的需要出发来思考问题;而不应该相反。可是,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女子牧马班这个团体却根本不考虑它的成员作为人的各种需要,甚至把人为地扼杀成员的各种正常需要当作考量团体成功的标准。这明显违反了人性的起码要求,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女子牧马班是上级心血来潮、毫无道理也毫无必要的一个策划方案,它只有清一色的青春期女孩,被抛到荒凉的一块草地上,没有异性可以结识、相爱。她们无形中被迫过着一种修女般的孤寂生活。她们被身体内蓬勃的欲望所折磨。杜蔚蔚被折磨得整夜睡不好觉,有一天夜里好不容易“比以往睡得安恬,可其他姑娘全被她吓哭了,因为她在沉睡中突然发出一声逼真逼真的马嘶,比真的马叫得更渗人。”27后来她骑在马上手淫,两条大腿内侧被马鞍子磨得鲜血直流。由于女子牧马班的反人性性质,女孩健康的青春、美好的情感都遭到极度的扭曲和恐怖的摧残。“多年后,我们听说那个指导员叔叔把牧马班里的每个女孩都诱奸了。” 28 “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知之失为蔽,蔽则差谬随之矣。”29女子牧马班的姑娘们总的说来是受害者,但有时候也是施害者。她们曾经以神圣的名义,把一心要洗刷自己灵魂中的污点,重新做一个纯洁者的小点儿逼上了死路。最让人痛心的是这一切竟是由沈红霞指挥完成的。“小点儿说:我不愿进牢。……牢里只能使各类罪恶交叉感染。……她跪在沈红霞面前,说:她愿意在这里辛劳地放一辈子马。沈红霞用没有视觉的眼睛看着她,再一次说:你必须去。”30小点儿在既不愿做牢,又不愿违背沈红霞的精神指令的情况下,选择了死亡。在一次抢救火灾的时候,“她们烧光了全身衣服和头发,冲了出来。只有小点儿迟疑了一刹那,被火封住。柯丹意识到她是有意迟疑的。”31戴震曾经严厉批评迂儒说:“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合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32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拥有崇高理想的沈红霞因为缺少尊重人性的意识,机械地理解纯洁的意义,把纯洁变成杀人的武器,夺去了一个人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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