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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的游戏与破绽(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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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奉行的应该说是集体主义伦理。个人主义是泊来品。明清之际,中西商贸曾经十分热闹,不少西方传教士涌入,宣扬西方的价值伦理。个人主义在这期间被带入中国并在中国开花结果。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对个性的张扬已见其端倪,其后继者李贽更为彰著。李贽说:“夫人与己,不相若也。” (《焚书·论政》)“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答耿中丞》,《焚书》卷一)强调了个体的人独具的主体价值,表明他的思想中已经萌生了个人观念。经近代百多年与西方交往的失败屈辱,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伦理受到致命的怀疑和否定,到20世纪初终于酿成响震中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个人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胡适是最积极的倡导者,他最欣赏易卜生的一句话,“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都算不了什么”。(胡适《致白兰德书》)自此以后,大多数中国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个人主义倾向,起码也有个人的意识。但是中国有了个人主义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它顶多可以说给思考问题增加了一个的参考维度。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仍然是茫无头绪。
大致上说,在对待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王朔是主张个人主义的。但是和胡适那一代个人主义者相比,王朔的个人主义则充满庸俗、偏执气息。胡适的个人主义带有一定的理想色彩:“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社会的分子。”在胡适的方案中,个人与社会是矛盾的,更是统一的,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尊重个人的,同时也是富有社会责任的。这可能是受其美国实用主义导师杜威的影响。历史进入新时期后,又不断有人重提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尽管没有多少能超出胡适观点的地方,但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中国人再一次热切地关注起个人主义,一些人并且试着用个人主义的视角来观察社会与个人关系。但是今天信奉个人主义者,有不少表现出极端色彩,舍弃了对社会的热情与责任。王朔的小说中的人物就流露出这种情绪。肛门科大夫找到马青等人,请求帮助他辞掉自己以前的对象刘美萍,因为他又有了更满意的选择。他们似乎也有些腹诽,但什么也没说,而是一口答应下来,为的就是自己可以挣一笔劳务费。他们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卖假药的,根本不去想假药是不是会侵害消费者利益,是否会使消费者因为上当受骗而对社会产生失望情绪,进而导致社会混乱以致动荡不安,他们不关心这些,他们一心想的是怎么和假药贩子合伙,从中可以捞些油水。表现出他们对社会存在的麻木态度。
王朔小说中表现出的这种社会虚无情绪,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它有助于人们提防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剥夺。社会与个人有着相互对立的一面,过分强调社会利益,会造成对个人自由的剥夺。王朔的小说无疑突出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的不一致性,它一方面可以增强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王朔在评论艾敬的《我的1997》就表现了对个人生命价值的充分肯定:“(她)笑嘻嘻地边说边唱:‘我妈妈是个唱京戏的,我爸爸是个工厂的,我来自沈阳。……’她最后唱,她盼着1997,并不是说有什么重大意义,而是她就能去(香港)了,就唱‘快让我去那大染缸,快让我去那大染缸’。从头到尾笑嘻嘻,弄得你没治没治的。”这种对个人情感表达的突出强调,在王朔的小说中也很明显。《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等小说中,于观、马青等人对伪教授赵尧舜的批评、嘲笑的力量,就是来自于这种个人意识。
但是王朔的小说还有另一面,即它对社会存在的虚无化理解。一是对社会环境的低调处理。“就是这么个环境”(王朔语,《文学与人生》,见《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这个判断表明王朔对这个社会环境十分不满,但进一步推演出的并非“改革它”的结论,而是“不管它”的决定。认为不管社会如何,自己只管活好自己,这就行了。一是价值认同的低调处理。“有些人曾说我的作品毒化了社会气氛,有一种可怕的东西,没有是非观了。我认为这都是理想主义者对小说的要求,而我不是理想主义者。” (王朔语,《文学与人生》,见《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把是非推给理想主义者,然后通过嘲笑理想主义而同时否定了是非观。这会导致人们失去认同的基础。人类失去了价值认同,决不等于获得了绝对的自由,而是导致生活的碎片化、无序化。在这种社会状态下生活人们会缺少安全感、幸福感。可是王朔却回避了这种社会的种种不快,而把它描画成一派轻松愉悦。比如王朔在打量《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那个妻妾成群的大院时,竟说:“这里面实际上不存在一个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换句话说,让你进来是最好的出路,让你要饭去你高兴怎么着?” (《文学与人生》,选自《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它明明在吞噬人的青春甚至生命,怎么能说不存在害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呢?正因为王朔放弃了是非观,才导致他在残酷现实面前的盲视。要饭去固然谁也不会高兴,但吃几天鸡鸭鱼肉就得把小命搭上,也决不能说是什么好日子!具体的社会状态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并不能因此否定社会对充满盲目性和欲望冲突性个体的规范功能。个体的人要想生活幸福,更不可能绝对离开社会的秩序与规范。王朔的小说在用一种极端的、世俗的形式扫荡极权意识对个体的压迫的同时,也破坏掉任何规范、秩序存在的可能性,使个体意识极度膨胀,造成个体之间的混乱无序状态。
万俊人说:“社会生活的伦理秩序是任何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基本生活(包括其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生活)得以正常维持和发展的基本维度之一”,“与我们现代经济动作相比,缺少道德文化资源或文化资本的积累与创造似乎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真正能够表现‘中国现代性的道德知识’或中国的‘现代性道德文化’尚在我们的急切期待中,它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初步‘立项’但至今仍未完成的一项‘现代性道德谋划’”。(万俊人《伦理秩序与道德资源》,见《现代伦理话语》,第178、190-19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版)万俊人仅仅从中国内部的状况着眼就发现了我们国家伦理失序的严重性,他的理论预设是西方的伦理状况。但如果仔细探究一下西方的伦理状况,那我们仅有的一点乐观还要大打折扣,因为西方本身也正处于一种社会无序的状况,“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寻找道德希望的资源,但到目前为止仍是两手空空。我们惟一的收获是了解到什么地方不可能发现这样的资源”。([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第324页,学林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朔的小说才成为一个触目的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能在实践中找出多少事实根据来批评它。即使仅在理论层面,我们可资利用来批评王朔的资源也并不多。
王朔的小说还涉及到如何处理自我与他人的伦理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朔的态度也是非常明显的,即利己主义。他小说中的人物奔波忙碌、绞尽脑汁,为的就是自己生活富裕、享受欢乐,而不是其它。他们判断一件事是否可做,标准就是对自己是否有利可图。于观等人之所以同意替肛门大夫去和未婚妻谈分手的事,并不是想安慰安慰被抛弃者,而是因为肛门大夫答应给他们一笔报酬。他们之所以尽力为宝康张罗一场文学颁奖大会,也不是他们慧眼识珠,认定宝康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是出于和前面相同的自我利益考虑。在于观等人的处世哲学中,只有一个核心标准,那就是对自己是否有利可图。王朔说过:“有人说我玩世不恭,我就不服气。……你要为自己的什么去干什么,比如说他把你的房子占了,他跟你急了,我认为这是可以理解的。谁都拦不住。” (《文学与人生》,选自《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在这里,A抢占B的房子,B跟A急,王朔认为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都在争取自己的利益。舍此之外,比如为了别人的幸福去做什么,王朔认为就无法接受了。他对自己《一点正经没有》中的一段叙述念念不忘:“马青在街上拦住两个女的想求他们干点事,那两个女的不干,马青就说:‘你们这样儿,怎么能指望你们舍身炸雕堡,留下我们过幸福日子?’本来这俩女的应该接着问一句:‘为什么你们不去炸碉堡堵枪眼?让我们替你们去,我们这么年轻。’” (《文学与人生》,选自《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对于那些只想让别人奉献而自己只管享受的人,王朔的反问是有力量的。但是,在这中间王朔却消解掉了奉献的所有意义,这就走到了极端,成了极端利己主义者。奉行极端利己主义,人与人之间会增加隔膜,难以沟通,丧失协作的可能,从而降低每个人获取幸福的机会,甚至造成相互间不必要的误会,形成冲突,还会因此给每个人带来痛苦,更严重的还会因此使一些人失去生命,再也没有享受幸福的机会了。对极端利己主义,我们应该有,但实际上却缺乏足够的警惕。
什么是利己主义?这个概念也是从西方引进的。尽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说法,中国古已有之,但作为一个伦理学概念,却是西方的产物。这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伊壁鸠鲁,把利己主义体系化的是英国近代伦理学家霍布斯(1588-1679),他的伦理学代表作是《利维坦》,书名借用了《圣经》中提到的一个力大无穷的怪兽的名字。在这本著作中,霍布斯把利己主义看成是对人的一种天性的概括。他指出:人都具有利己天性,“自然使人在身心两个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人们大都欲望着相同的东西),因此任何两个人如果想取得同一东西而又不能同时享用时,彼此就会成为仇敌。他们的目的主要是自我保存,有时则只是为了自己的欢乐;在达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彼此都力图摧毁或征服对方。”(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2、93页)这种利己的天性主要表现为三种欲求:求利(竞争);求安全(猜疑与防范);求名誉(荣誉)。从人的利己天性出发,霍布斯提出了自己的利己主义契约方案。契约思想的提出,无疑使霍布斯的伦理学著作《利维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把伦理学建基于个人行为结果、情感和心理因素之上的理路,则使他陷入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重重矛盾纠缠之中。此后英国的伦理学家边沁对霍布斯的利己主义作了大量修缮和发展,但始终未能摆脱利己与利他的矛盾之争。20世纪,维特根斯坦以伦理学概念、语言和判断之逻辑分析的新方法使伦理学出现了完全不同于霍布斯、边沁的新面目,但他实际上也只不过把利己与利他的矛盾之争悬置起来,并没有给它找出解决的方案。
中国本没有利己主义思想,只有朴素的利己意识。16世纪,市民阶层日益壮大,追求利欲、享受之风甚烈。西方传教士也把他们的利己主义思想带入中国。受其影响,也受宋明理学的反动,李贽大倡利己主义:“士贵为己,务自适。如不自适而适人,虽伯夷、叔齐同为淫僻;不知为己,惟务为人,虽尧舜同为尘垢秕糠。”(李贽《答周之鲁》)此后因明清朝代更替而沉响。时隔三百余年,五四时期很多中国人再一次被有着“尊重个人自由、强调个人发展的积极一面”的利己主义所深深吸引。胡适当时大力宣扬“纯粹的为我主义”,推崇易卜生的戏剧,完全肯定娜拉从家庭出走的正确:“娜拉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只因为她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胡适《胡适选集》,第6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周作人也主张利己主义,在《人的文学》这篇著名文章中,他说:“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周作人《周作人散文》第二集,第123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4月版)周作人十分强调自我的重要性。他说: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耶酥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己”的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那是不可能的。更耐人寻味的是,领导了中国20世纪集体主义运动的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也倾向于自利的个人主义,他在读鲍尔生《伦理学原理》所做的批注手稿中写道:“盖人有我性,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固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同类有关系而利之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可见利己主义对现代中国人影响之大。1960、70年代,极左思潮在中国日益泛滥,利他主义被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自我意识遭到严厉批判,利己主义当然更是没有出头之日。这种思想的高压当然并不会真正解决利己与利他的深刻矛盾,只不过培养出一大批口非心是的道德虚伪者。1980年代,思想解放日益深入,人们可以表达真实自我时,利己主义当然会又一次浮出海面。一大批小说都涉及到这个问题,王朔小说因为形式的极端而更显彰目。王朔毫不讳言金钱。他说:“有些人喜欢以贫交人,我不愿意这样。我不是拿不义之财,弄个好东西,当然要卖个好价钱。” (《文学与人生》,选自《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王朔小说中的人物表现出很强烈的功利色彩,他们表面嘻嘻哈哈,但心底跟明镜似的,一旦涉及利害得失便毫不懈怠。王朔小说这种对利己主义意识的充分抒写,使他立即赢得了全国性的知名度。这从侧面说明中国人自我意识、利己意识的大面积觉醒。
但是正如前面已经分析的,利己主义并非一套完美的方案。从霍布斯提出利己主义伦理学说后,边沁等人也做了大量修缮和发展,但始终并不能克服其内含的利己与利他之间的矛盾。对此中国的利己主义倡导者缺乏必要的警惕性。王朔的小说中也看不到对利己主义消极因素的防范。王朔是比较看重爱情的:“爱情是个特殊的东西,……是人类的一个避风港。什么事都失意了,可能你在爱情上获得了满足。……如果你看出了我对人类生活还充满了信心,那就在于此。”但是王朔在小说中也并没有因此而设置超越功利的爱情描写,“在我作品里出现的爱情是出于功利目的的。” (《文学与人生》,选自《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他并不相信爱情的永恒,“这种东西也有时间性,……即使有人白头到老,那也不是从头到尾是同一东西。……一个人一生中获得过100个小时的爱情,就算不少了。剩下大量的是互相依赖、互相敷衍和互相理解。” (《文学与人生》,选自《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他的小说《过把瘾就死》就表现了一对夫妻因为爱情的丧失而造成的冲突。应该说一方面,王朔的这种对形上存在的彻底怀疑精神,有助于提醒人们防范盲目地理想化倾向。但是另一方面,王朔由阉割理想而流露出的心理满足又是让人十分担心的。在王朔看来,好象人没有利他意识无所谓,爱情不永恒也无所谓,只要我们知道人都是功利的,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其实这是非常幼稚和错误的。美国伦理学家、心理学家阿伯拉罕·马斯洛(1908-1970),早年也曾相信人和猴子没什么区别,但是,“我的第一个婴儿改变了我的心理学生涯,他使我从前为之如痴如醉的行为主义显得十分愚蠢,我对这种学说再也无法忍受。”(转引自[美]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次浪潮:马斯洛心理学》,第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此后马斯洛展开对人格的深入研究。他认为,人是一个复杂的生命有机整体,他有不同层次的需要。这“是构成一切健康人发展基础的、最重要的、唯一的原则。”进而,他把人的内在需要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生理需要,也就是作为有机生命体的个人对生存的需要。它是人所有需要中最强烈的一种,只要人缺乏衣食住行,他就无法欲求别的。……安全需要……是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继发的一种对生命有机体安全运转机制、作用和工具的追求。……归属和爱的需要……首先表现在人的情感方面。人需要爱情、社交和友谊,需要理解和被理解,需要找到一种情感的归属和依托。……自尊的需要更主要是一种社会价值需要……‘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的来自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无根据的奉承之上’,(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52页)自我实现是指人在满足前四种层次的需要之后所产生的最高人性动机和欲望,它的本质就是人性的充分实现”。(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下卷,615页)依据马斯洛的分析,人绝不是自己吃饱喝足就可以志满意得的,人只有同时协调好与他人的关系,获得爱和归属需要的实现以至达到最高的自我实现,才会获得真正的幸福。对于这些问题,王朔的利己主义方案里缺少应有的考虑,也是他无法解决的。
王朔是无法轻易被遗忘的,因为他给人们创造了一系列顽主的形象,于观、马青、方言等,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游戏——顽主的游戏。这种游戏的规则就是调侃精神、放纵肉体,虚化社会规范、肆意个人舞蹈,漠视他人存在、尽享自我满足。粗略地看,这个游戏是轻松、浪漫的。如果肉体可以离开精神而能够单独存活,如果每个人都有足够大的独立空间,互不相扰,如果人没有爱情、友谊也不感到孤单、恐惧,这样的游戏应该算是完美的,让人心动的。可是,事实并非这样,人的肉体与精神相依相随无法须臾分离;地球只是一个村庄,人们必须相互交往而不能老死不相往来;人还是一种情感动物,独自相处无法抵御孤单、恐惧,只有爱情、友谊才会让人度过难关。顽主的游戏没有观照人的这些特征,无法满足人的这些需要,显示了它无法遮盖的破绽。
人们将如何心定气闲地走过自己的一生?王朔小说中的玩主显然不能担当榜样的角色。怎样前行?却也难以找出确定无误的答案,各人的路,还要靠每个人自己去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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